张向农，原名张四顺，出生于江西平邮乡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他在家中排行最小，上面有一位年长的大哥，一位早年夭折的二哥，和只比他大五岁的三姐。

和生活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农村的大多数儿童一样，张向农的童年是灰色、苦闷的。在他出生后不久，母亲便因肺病死去。他的日常生活中除了长久的饥饿、繁重的农活，更多的是父亲和兄长对他的无端打骂，唯有在姐姐的陪伴和庇护下，偶尔才能感受到些许短暂的温暖。

张向农十岁那年，当地一个姓王的地主带着家丁挨家上门催租。张家无力偿还，地主便让家丁们用棍棒打伤了张向农的父亲和哥哥，还在全家人面前当众凌辱了尚未出嫁的三姐：他们粗暴地扯下年轻姑娘的裤子和布兜，用皮带狠抽她的脸颊，将她打得头晕目眩，嘴里吐出血。接着，几个壮汉压住姑娘干瘦露骨的四肢，揪住她的头发，无视她的哀求，争抢着给这个未谙人事的少女“开花苞”。

为了给张家一个“小教训”，家丁们在轮番发泄完后，将小姑娘脸朝下摁在桌上，淫笑着扒开她的两瓣颤巍着的屁股，把一根烧得冒烟的拨火棍捣进了她下身那个新鲜的“血窟窿”。对张向农而言，那段苦涩的童年也随着姐姐凄厉而绝望的惨叫声戛然而止。

然而，正如精明的中国农民总结出的那句老话所说——祸不单行。没过多久，从山里下来扫荡的土匪洗劫了张向农生活的村庄。大哥被土匪掳走。父亲为了赎人，决定把张向农的姐姐——在父亲眼里早已是“残废的、换不来钱的贱货”——当作赎金送上山去换回儿子。在这个不公的决定中，张向农和他饱受摧残的姐姐没有丝毫的话语权。尽管她在失去贞洁后，早已经“像奴隶一般”承担了家中所有的杂活和农事。

张向农冷漠地目送父亲带走哭得死去活来的三姐，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当然，大哥也没有被土匪放回来。没过多久，张家仅存的一块贫瘠的田地和房产被村里的同族人趁机霸占。当红军行军路过平邮乡时，已经沦落成乞丐的张向农几乎别无选择地投入了那支同样衣衫褴褛的队伍。

他先是在共产党开办的识字学校里学习了两年，勉强弄清了什么是“共产”，什么是“阶级”，还有那个常常被提起的、拗口难懂的“布尔什维克”。他后来回忆说，当时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启蒙认字课：一位操着外省口音的高个子教员教他们写“手”和“脚”——农民用手脚在稻田里劳作，而地主乡绅却不用自己的手脚，只凭一张嘴便能收取农民辛苦种出的粮食，那就叫剥削。明白了这些道理后，他被安排前往根据地附近的村庄，帮助新建立的农会征收粮税。

在当时，或者说在任何时候，从农民手里拿走粮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和外地来的干部相比，张向农有着本地人的优势。他用亲切的平邮乡音，与那些委身共产党队伍的土匪、地痞称兄道弟，他还将那些贫苦的农民煽动起来，跟随带枪的士兵到富户家中讨钱，要粮食。这种做法与抢劫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方向倒了过来：过去是富人勾结土匪掠夺穷人的口粮，如今则是土匪和穷人合起伙，去抢劫更有油水的地主和富农。张向农带领的队伍毫不留情，对他们的目标进行赤裸裸的敲诈，甚至直接以暴力手段消灭那些拒不合作的人。许多被“劝税”的富户不得不设法将财产转移或藏匿起来，本人则寻找安全的去处躲避。

和其他富户一样，曾经残害过张向农家的王姓地主也仓皇逃跑了，但没来得及带走自己的家眷——包括他刚娶来的、裹着小脚的年轻妻子和和貌美的小妾——她们被留在坚固的家族堡垒中。然而，进攻的队伍中不乏一些经验老道的土匪，他们对堡垒的弱点了如指掌，仅用半天时间就攻破了堡垒的防御。

在张向农的鼓动下，农民们将他们的新仇旧恨一并发泄在了地主的妻子身上。他们把她从藏身的地窖里拖出来，剥光了衣服押着游街，又将烧得滚烫的热油浇在她发臭的裹脚布上，再将脚上的碎布连同烫熟的皮肉一并撕下来。他们戏称这种办法为“炸猪蹄”。那个书香世家出身的女乡绅像只被宰的牲口一般蹬着腿嚎叫，一边声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一边用恶毒的话咒骂张向农和那些迷信的村民。

张向农毫不示弱，他朝着农民们喊话，提议剖开女人的肚子——因为曾经有富户逼迫自己的仆人将剪碎的银子吞下去以避过农社的搜查。

农民们兴奋地动作起来，他们挥舞着割麦子用的镰刀，麻利地刨开女人的腹部，把肠子一节一节地拉出来，丢进油锅里炸。很快，那个口头嚣张的女地主便再叫不出声了。与此同时，那些企图顽抗的家丁们也遭到了严厉处置：他们的眼珠被勺子挨个挖出来，阳具被用小刀连根割下，一起丢进油锅里烹炸，等炸熟了以后，再塞回他们嘴里，强迫他们吃下去。

幸存下来的那名小妾，原本是一位老实农民的女儿。因为生得有些姿色，从小就被抵债卖给了王姓地主，并为其生下一对男女。为了年幼的子嗣，她不得不从受压迫者转为压迫者的一员。即便在士兵的威逼利诱下，她仍然拒绝吐露财产的下落。

一些认识她父亲的村民们动了恻隐之心，提出放她一条生路。但张向农及时地压下了这个念头。他煽动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们，告诉他们说，正是因为他们一代又一代的软弱，才放纵地主乡绅在千百年间无情地坑骗和掠夺他们；唯有打碎旧秩序，严惩这个同流合污的女人，才能夺回属于他们的血汗果实。

在张向农的怂恿下，农民们的情绪迅速沸腾。他们剥光了年轻小妾的衣服，用绳索拴住她的大拇指吊在村口的大树上，脚踝挂上沉重的沙袋，接着你一下、我一下，用犁地的铁耙割烂她背上、腿上和胸口的皮肉——她痛哭惨叫，哀求说自己又有了身孕，但没有一个人理会她。

傍晚时，村民们在女人脚下支起一口烙饼的大锅，下面升起火，一边吃饭，一边幸灾乐祸地看着她用那双没缠过足的赤脚在烧烫的铁锅上“跳大神”，直到冒烟的锅面上沾满了从她脚底脱落下来的焦黑皮肉。随后，狂热的人群将她放下，把粗盐混着沙子一把一把揉进女人血肉模糊的脚掌、乳房和臀部绽裂的伤口里，并任由她在地上翻滚哀嚎。

直到第二天清晨，那个顽固的小妾终于屈服了，也许是因为受不住折磨，也许是想保全腹中的孩子。村民们用一把椅子抬着她去地主的藏宝洞寻找所谓的“财宝”。然而，山脚下的小洞里只有些发霉的粮食和被虫蛀的布匹。显然，那位王姓地主早已将真正的财产随身带走。张向农对此感到异常愤怒，这意味着他不能按时完成组织摊派下来的收税任务。在他的怂恿下，村民们将奄奄一息的年轻女人抬到悬崖边，从上面推了下去。

不过，对于张向农而言，这样的一段小插曲只是寻常工作中的一部分。总的来说，他的“粮税”成绩非常突出，很快就得到了党小组的一致认可。他甚至主动改名为“向农”，寓意“向往并热爱农民”，这一点也实实在在地反映在他高涨的工作热情之中。贫苦的农民们爱戴这个年轻胆大的小伙子，富户们则恨不得将他倒吊起来当油灯点——这反而让他感到心里很踏实。

然而，这份难得可贵的热情在193X年后被变化莫测的时局泼了冷水：一方面，根据地政策开始转向，要求对地主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尤其是小地主和富裕的自耕农。组织强调要保障他们的利益，而不是像张向农所希望的那样，用以暴制暴的手段掠夺他们囤积的财产。另一方面，根据地在反“围剿”的军事行动中连续失利。短时间内，张向农赖以依靠的组织迅速瓦解。武装人员被集中起来向外省突围，而他作为本地人，则与一些不方便转移的人员一样被强制留下。

很快，留守在沦陷区的人遭到大批逮捕和镇压，其中既有和他共事过的共产党干部，也有见势不妙，临阵脱党的旧土匪、流民。张向农本人也曾被短暂扣押过，但所幸没有人站出来指证他，再加上他尚未正式入党，在盘问一番后就把他释放了。

在被关押期间，他亲眼目睹了那些被捕者的惨状：无论男女，都被铁链穿过锁骨，串成一条长队，等待被活埋、剖腹或是斩首；砍下的人头堆成了小山，被白军士兵们当作皮球踢来踢去。一名怀了孕的新婚少妇，在亲眼目睹丈夫被砍头后，被拉开双腿倒吊在树上，两腿之间架上钢锯，一下一下生生地锯开下身，连腹中的孩子都被锯断，幼小的尸体被行刑者用手拎着，给在剧痛中垂死挣扎的年轻母亲看。

境况最惨的是那些年轻的农会女干部，她们在被施以上述难以描述的极刑前，还要被剥光衣服，双腿分开绑在椅子上，任由男人奸淫。甚至有些曾受过农会扶助的佃农也加入其中——他们因极度贫困而娶不到妻子，要借机“过一把女人瘾”。

张向农回忆起来说，这段困难危险的经历给他带来了强烈的思想震撼。怀疑的萌芽在他心中悄悄探出了头。最终，他与少数幸存者逃出江西，辗转来到上海。在那里，他正式提出入党申请，被安排在郊区从事外围的情报工作。他的伪装身份是一名杂货铺老板，操着浓重的江西口音，向进城的人兜售家乡土产。在他的情报小组中，还有两男一女三名本地人，负责传递情报，他则利用货物进出频繁的店铺，提供安全而隐蔽的会面场所。

在193X年的形势下，这项任务还算不上太艰难。但在新的工作环境中，张向农的心境却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使他这个从小地方来的年轻人感到眩晕和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用新身份安顿下来后，他对小组里那位年轻的女组员渐渐生出复杂的情愫：那姑娘在上海本地一所报社任职文书，张向农形容她是个“娇小文静的女孩子，长着一张娃娃脸，言语轻柔，既有进步新青年的热情，又透着知识分子的优雅气质”。这让已经二十来岁，几乎没有机会接触、交往过女性的张向农感到新鲜和向往。

然而，他单方面的心思很快遭受冷遇。纪律的约束是一方面，但更令他感到挫败的，是姑娘对他的殷勤所表现出的冷淡与敷衍，尽管他为党工作的时间与经验都比她丰富——他曾试图向姑娘炫耀自己在土改工作中的成就：他讲了一个故事，描述了自己如何跟着一个卖猪的农民，看着那个老实本分的男人在将猪交付给屠户之前，被迫缴纳了六种不同的税费，最后几乎没能获得多少报酬。在他的推动下，那些苛捐杂税通通被废除，农民们能通过卖猪，赚得修缮房子、买种子和布匹的钱，并在过年时送了张向农两条火腿。

遗憾的是，这个与“猪”有关的深刻故事未能触动女孩的芳心——那些江西田埂间发生的趣事，与从大城市的心脏中迸发出的宏大革命叙事、钢铁工人的马克思主义铁律、以及“五四”新青年们唇间优雅的革命诗歌，距离太过遥远。但在张向农看来，情感上的挫败与他的个人魅力无关，是万恶的阶级差异阻碍了他们进一步的友谊：那个姑娘出身于上海的小市民家庭，“念过几年洋学堂，是个喝着洋咖啡的布尔什维克”。而他只是来自中国乡村的、没什么文化和品味的半文盲，自然入不了她的眼。

怨恨的情绪渐渐积压，他甚至秘密向上级写了报告，指控她与另一名组员有不正当关系。然而，就在组织展开调查时，他突然接到了上级下达的紧急撤退的命令——当地组织遭到叛徒出卖。经过再三犹豫，张向农选择了没有按例与组员接触，也没有及时将消息转告他的小组。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一决定救了他的命。除了张向农本人以外，其余的小组成员悉数被捕。事后，他从一个锄奸队熟人口中得知，那名曾让他倾慕的女组员在残酷的刑讯下投降叛变。锄奸队在抓到她时，她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一只耳朵被割掉，除了写字用的三根手指，其余的手指、脚趾都在审讯中被一截一截剁去。面对审问，她辩解说自己是最后一个招供的人，已经坚持到让一些同伴安全撤退，但锄奸队仍旧按纪律，将她和她的家人一同处决。

这段插曲，张向农从未向党或任何人坦白。直到多年以后，他逃亡到了海外，在坐落于加拿大温哥华郊区的别墅里，借着一杯威士忌酒的劲头，才把这桩往事当作旧日的笑谈轻描淡写地讲述出来。但在危机发生的当时，他的一系列行动远谈不上从容。由于在仓惶潜逃中与上级失去联系，他只得自行乘船去往广州，在路上险些遭遇海难。他在广州逗留了将近一年多，才主动与组织取得联系——逃离上海的党支部甚至以为他早已脱了党。在组织安排下，他沿水路向北，再转乘陆路，穿越层层封锁，最终到达延安。

尽管张向农在广州逗留期间的行动并不完全清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从广州启程时曾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随身携带了一些由香港购入的、根据地极度紧缺的奎宁。此前，已经有两名信使被白军抓住砍了头。这些及时送到延安的药发挥了关键作用——张向农被看作是党的英雄，不仅得到了委员会的嘉奖，同时也拥有了在延安立足的政治资本。

然而，延安给予他的庇护也并非没有代价。他不得不再次放弃自己最为偏爱的土地革命事业——陕北地区复杂的方言对于一个地道的江西人来说过于艰涩难懂。同样让他感到难以适应的，还有北方特有的窑洞和火炕。他更愿意住在一间通风的屋舍里，睡在他熟悉的、有四条腿和蚊帐的床铺上。可惜，有这些条件的延安古城早在他到来的193X年前就已经被炸成了废墟。

不过，张向农并没有就此停止工作。他凭借自己可靠的农民出身和过硬的斗争经验，进入了边区的文化宣传部门。在部门内，他积极响应委员会的号召，反对奢侈、铺张和官僚主义，同时也批判过分自由化的思潮。这类思潮多半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和学者——那些在新式学堂受过教育，或是去国外留过学的人，张向农把他们统称为“喝过洋墨水的小市民阶级”。在他眼中，那些从东海岸来的知识分子大多非农民出身，也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斗争，与他这样的“延安功臣”之间存在着阶级与思想上的鸿沟。或许正是从那个时期开始，他逐渐摆脱了带有小农色彩的个人主义，转而拥抱一种夹杂虚无主义的威权信念。这种思想上的演化也使他的政治野心迅速膨胀。他先前极为在意的个人生活问题被暂时搁置——不过这并不妨碍延安的同事们为新来的“革命干部”热心介绍身边的女性：有农村出身的新思想青年，还有来自新工农社的女干部，但都被他婉拒了。

很快，一个来自北平的年轻学生吸引了张向农的注意：像许多北方姑娘一样，她身材高挑，五官端正，大眼睛，鹅蛋脸，性格活泼，在边区青年人的交际圈中十分受欢迎——尤其是在那些自苏联留学回来的年轻干部之间。小伙子们像一群闻到甜味的蜜蜂，围绕着这朵艳丽的“边区交际花”转来转去。在来到延安之前，她曾就读于一所高等教会女子学校。她的父母原打算把她许配给一个“为日本人工作的老头子”，她不愿屈从，赌气退了学，只身前往心中向往的自由圣地。

张向农故意以一种压迫式的姿态接近那个女学生。他借着在党内新落实的身份，在公开场合当众批评她：“知识分子要接受先进思想，要全心全意地和工农民阶级结合。”然而，他口中的“结合”并不是指思想上的改造，而只是停留在了肉体层面。私下里，他把她单独传唤到办公室里，提出要和她进一步“深入交流”。

涉世未深的姑娘被吓坏了，她惊慌地推开他，骂他是“臭流氓、泥腿子”，还冲动地跑去党支部告了张向农的状。然而，委员会在认真讨论后，认定她在诽谤、诬告边区干部，反而指控她“行为不检点、思想不纯粹，是资产阶级自由派”，随即对她实施禁足，并强迫她作出思想检讨。

这一处理结果引起了那些“小蜜蜂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联合了一部分对“统一抗战思想”有意见的人，在部分苏联派年轻干部的支持下，临时发起了一场小规模的示威——正如他们在北平，天津和上海的街头所做的那样。示威青年们高喊着“五四运动”的口号：“解放思想，性自由，破除封建”，甚至还组织人冲击了张向农的住所和工作地点，迫使他好几天躲在办公室里不能出门。

然而，这场示威不但并未能拯救那位姑娘，反而成为张向农采取行动的借口。在委员会的支持下，他通过保安处的关系，随即以“宣传反动思想，煽动反党集会”的罪名将她逮捕——迅速的行动让那些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派干部们哑火了，毕竟煽动示威、喊喊口号是一码事，他们并不会真的愿意为一名女子毁掉自己的前途。

张向农亲自带领几名保安干事，将“犯人”押送到山中一座窑洞里，逼迫她“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反革命罪行”。被捕的姑娘大声抗议，张向农命人堵住她的嘴，用绳索套住脖子吊在房梁上，脱下她的裤子和鞋，在脚下撒满碎玻璃和尖锐石子，让她整晚踩在上面。等她神智昏沉时，就用靴子猛跺她的浮肿得厉害的光脚，或是用棍子抽她的小腿，迫使她清醒过来。

张向农还不断威胁姑娘，如果不“老实交代”，就用烧红的铁棍从她的脚底板一路烫到脖子，让她“皮焦肉绽”。不过真正动用这种酷刑时，已经是在干事们先后轮奸她两次之后的事了。在那之前，张向农还命人剥光她的衣服，用木棍架在腋下，强迫她踩着血淋淋的赤脚在窑洞前的院子里一遍又一遍地绕圈。随后又用压棍碾压她的膝弯，直到膝盖血肉模糊、关节变形，彻底无法动弹——这些都是他在沦陷的红区见到过的手段。

小小的窑洞很快就装不下姑娘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了。有必要提的是，那类私设的刑堂在当时的延安并不罕见。没有人会在意、更没有人愿意冒险营救一个被扣上“思想罪名”的女知识分子。最终，她凭着顽强的意志和生命力熬过了整整三天。到了第四天，她终于挨不住烙棍的折磨，承认自己是白军派来的特务，利用相貌姿色扰乱红区秩序，窃取情报——这无疑是一项荒唐、但又十分致命的口供。

那个叛逆的、曾试图逃离压迫的年轻姑娘，最终还是陷入了另一重压迫。很快，她与二十三名“反革命犯”一同受审，并被判处死刑。除了她之外，其余人在当天下午就被集体枪决，而她则没有那么好运：有一种说法称，在张向农的授意下，一伙激进分子把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头发枯白的姑娘押回了关押过她的窑洞；也有目击者说，见到她被押往延安城外的一处坟地活埋了。

这一“小事件”之后，张向农在组织内的职务迅速提升——几乎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此事出自他的筹划或算计。但他正确地站在了委员会这边，并及时把握住了对手的失误，果断地将局势引导到对自己一方有利的方向。值得一提的是，那位连姓名都未曾留下的女学生，只是无数在斗争中被残酷镇压的年轻女性之一。从 193X年到194X年初，张向农任职的宣传部与保安处一道，密切策划并执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思想”案件。

在整治队伍的手段问题上，张向农始终推崇一套简单粗暴的办法：凡是经由他逮捕的嫌疑人，无论男女、年龄、罪名大小，都必须经受连番“考验”后才能定罪。实际的情况是：审问还未开始，负责刑讯的人就将犯人反扭双手，半蹲着铐在铁窗上，或是在房梁上吊整整一夜——等到那些“思想犯”神志恍惚、双手发黑、肿胀得像北方的馒头时，再逼迫他们写下作为定罪证据的悔过书。

即便撑过了初期的折磨和威吓，之后等待“嫌犯”的还有更酷烈的“过堂”：上大挂，铁钉凿肋骨，拔手脚指（趾）甲，火烤大腿、烙生殖器、撕头皮、烧脚心。对付年轻女子，在例行的奸淫凌辱之外，还有一整套专门的肉刑——这些办法多半是从当时的侵华日军那里“借鉴”来的。

在张向农看来，他所从事的工作与他早年间在江西田间奔走时所做的事情相比，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即便有人在私下不满地抱怨、嘀咕，甚至冒着被逮捕的危险，站出来反对他——在他耳中，那些声音就像当年被酷刑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地主们的呻吟，只是一些苍蝇的嗡嗡声罢了。

他尤其喜欢那样的说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 虽然他写不出鼓噪人心的讲稿，也画不出辛辣醒目的讽刺画报，但他知道怎样对付那些躁动的“自由派”份子——只需要一双吃饭用的筷子，就能轻松地夹断他们写字的手指；只要一把工人的锤子，就能敲碎他们的伶牙俐齿；如果有一只烧得冒烟的钳子，就能把那些“思想走狗”的毒舌头连根拔出来。至于那些始终不肯低头的年轻女子，在他眼里，就应当被剥光、吊在延安旧城口的大树上，让人围观羞辱——只有那么干，才能让那些“思想不纯”的反革命份子丧失作恶的土壤和胆量。

到了194X年初，延安的“思想整风”运动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几乎每天都要召开群众公审大会，有时甚至比下级委员会的例会还要频繁。斗争的对象除了知识分子外，囊括了延安的各个阶层。这让像张向农那样走激进路线的本土派都皱起了眉头。愈加繁重、连年无休的工作也使他感到身心疲惫。194X年夏，他选择暂时抽身，全身心地投入到一段短暂的婚姻生活中。

有意思的是，他最终选择的结婚对象，即不是妇女干部，也不是什么共产主义新青年，而是一名从白区逃过来的、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卖艺歌女，张向农选择和她结合的理由并不复杂：政治上的清白是一方面，姣好的身段与容貌也占了一部分因素。除此之外，她似乎正好汇聚了一些他所喜爱的元素：温顺的性格，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还有带稚气的娃娃脸，都让他感到亲切。虽然她的手脚粗糙得像农家女子，身上布满了旧伤疤——有些是皮条客留下的，有些是人贩子与鸨母打出来的。但更重要的是，她既没有农民身上那股难以掩饰的土腥味，也没有知识分子一张嘴就能闻得到的酸臭文人气。

婚后，张向农和第一任妻子度过了一段难得的温馨时光。他教会了她骑马，两人常常并肩骑行，沿着延安周围蜿蜒的山脊缓缓漫步。虽然他们之间缺乏共同的话题，但依旧能在窑洞的炕头上聊天至深夜。在婚后的两年里，两人的关系始终亲密，虽然妻子一直没有怀孕——原因显而易见，但张向农并不像传统农民那样执着于传宗接代，他更在意从和谐的夫妻生活中汲取缺失的亲情慰藉。

这段难得的感情一直维系到194X年秋天。某天晚上，保卫处的一名熟人私下告诉张向农，有人举报说，看见他的妻子在延安郊外一座被拆毁的庙宇里与一名男子私会——这让张向农犯了心疑病。他不敢亲自去确认，情愿相信妻子不会背叛他们的感情，但最终心中的怀疑还是占了上风。

面对丈夫的严厉质问，那个可怜的女人语塞了，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对张向农来说，这已经等同于承认。他愤怒了，把隐瞒奸情的妻子当成犯人，用铁链将她锁在炕床上，用皮带和拨火棍拷打她，把家变成了私刑的场所。他还故意将炕下的火炉烧旺，冷眼看着女人像条出水的鱼在滚烫的炕床上痛苦地挣扎翻滚。

一番逼问无果后，他威胁要给她“上点真手段”，逼她老实交代奸情对象。但女人宁愿忍受折磨，也不肯吐露细节。这挑起了张向农的警觉。虽然她一再哀求，表示愿意改过自新，与他安稳过日子，但张向农还是亲手将她交给了保卫处，还主动与她离了婚、划清界限，并自愿接受组织调查——他心里很清楚，这比等到保卫处的干事来给他戴上镣铐要好。

两天后，两眼通红、面色憔悴的张向农被允许与前妻见上一面。两人境况都很糟，但后者显然更加凄惨：她被皮带紧紧束在一张刑床上，眼睛被布蒙着，头发全枯黄了，脸颊浮肿不堪，嘴边涂满了口涎，下身到处都是恶臭的排泄物。保卫处的干事在她两边的耳垂上各钉进一个电极，还有一个塞进下体。随着用刑者有节奏地摇起电报机手柄，女人张大了嘴，发出低沉的喉音，全身痉挛着从刑床上拱起来，像只被蒸得半煮的螃蟹，一口接一口地呕出掺血的白沫。

负责记录的干事告诉张向农，依据他前妻的口供，她的确早年在白区被招募为间谍机关的线人，原本的任务是潜入根据地制造恐慌和混乱，但直到事情败露前，她始终未采取过任何行动——她声称自己受到了革命精神的感召，放弃了她被迫背负的邪恶计划。然而，无论怎样盘问，她都不肯供出她的同伙，也不愿透露任何与潜伏在延安的特务组织有关的线索——她的家人还在白区作人质。

张向农没有为与自己朝夕相处了两年的妻子求情，也没有说出任何对她不利的话。这在当时或许是最明智的选择。他只是面无表情、沉默地看着干事们一次次将她电晕，泼醒，再电，再弄醒。类似的惨烈场面，张向农早就见惯了——他表现得像一位遭受蒙骗的无辜丈夫，至于他的心里产生过怎样的想法，在场的人无从知晓，即便他们想方设法地从他的肢体或神色上寻找蛛丝马迹。

当张向农被重新带回去接受讯问时，他看见已经被折磨得发不出声来的前妻被脸朝下翻过身束缚住，两名干事配合着，将滚烫的沸水泼在她被鞭挞得鲜血淋漓的背脊、大腿和脚掌上，然后，像给烫过的猪皮去毛那样，用硬毛刷一下一下刮掉她身上被烫得半熟的皮肉和老茧。

张向农被软禁了一个月，等他获释时，审判“特务”的公审大会已经结束——他的前妻被缺席审判，其余三十多个牵连出的“白匪”被一同定罪，押送到郊区的乱葬岗，在愤怒的延安群众面前以极刑处死。和他们一同被处决的，还有四名玩忽职守、收受贿赂的边区交际处干部。

最让人震惊的是，那个所谓的“奸夫”，用来掩护自己的身份竟然是边区小学的教员。被捕前，他正在策划一场针对边区子弟小学的屠杀。万幸的是，他在联络同伙时暴露了。保卫处的干事们拔光了他的指甲，将他倒吊在房梁上，往他的肛门里灌入煮沸的辣椒液，最后又用锤子砸烂了他的两颗睾丸。那个中年男人皱紧眉头，始终没有吐露一句口供。行刑前，他高喊“三民主义”，最终被浇上汽油，当众活活烧死。

因为受到案件的牵连，张向农在延安的政治生命被迫画上了句号。他或主动、或被动地在组织内边缘化。直到新的全国政权建立后，他才服从上级的安排，回到江西的旧红区，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继续主持当地的土地工作。直到195X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波及全国。群众运动的浪潮再次将张向农推向风口浪尖。他不得不撕下温和的面具，重新扮演起多年前的角色。

像王姓地主那样的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斗争对象们”再次被揪了出来：虽然他在先前动荡的时局中早已经沦落成了贫农，但因为往日的劣迹，依然连同残存的子嗣与亲族一起被公开审判。与他们一同站在审判台上的，还有不少周边村庄公认的“乡绅恶霸”。

这一次，张向农不再需要和土匪称兄道弟，他甚至连武装的士兵都不需要，仅靠鼓动起来的农民，就能制裁那些鱼肉贫农的“人民公敌”——在镇压他们时甚至不需要确凿的证据，群众的怒骂声和唾弃就是最好的依据和量刑标准。而死刑一旦宣判，当场便会得到执行：愤怒的人群挥舞着手中的农具，将死刑犯从台上拖下来，拉到广场中央活活打死；勉强剩下一口气的人则被丢进猪圈，任由猪群拱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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