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待审判的人中，但凡是被传说藏匿过财产的人，无论是否空穴来风，都会被逼迫交代金子的下落。如果他们本人不愿开口，或支吾不清，各种私刑就会像雨点一样落在他们及其家眷的身上。

娇贵的王地主仅被轻轻烙了几下就咽了气。他的小儿子还算“幸运”，他在拒捕时被直接打死；王家的小女儿是个哑巴，被捕时正怀着孕，挺着一个大肚子。她企图跳井自尽，但却被卡在了井口上，几名及时赶到的村民们将她救了下来。在公审中，她与几户乡绅地主的女眷一同被剥去衣服，吊住双手的大拇指，用削尖的木棍从肛门插入竖在地上，村民们称这种刑罚为“穿糖葫芦串”。

张向农发现，相比延安整风时的那些娇弱的女知识分子，这些扎根在土地里的中国女人坚韧得让人难以想象。即便承受再痛苦的酷刑，她们依然不会开口。有人甚至宁愿抬起双腿，让木棍贯穿自己的肠子，也不愿交出财宝。到最后，招供的几乎没有。

王家的姑娘和几个年轻体壮的女人熬到当天晚上仍然没有死。村民们甚至早就忘了她不能说话，连痛都叫不出来，只是任由她和其它几个受刑的女子扭动着白胖的屁股、慢慢地流干自己的血。张向农在一旁冷眼旁观，没有再像往常那样积极地煽风点火。除了提醒村民给受刑的女人喂水、喂蜂蜜，好让她们活久一点外，他完全没有插手。

第二天，王地主的一名远房侄女也被押到大会上。她在临县的一所国立中等学校念书。面对烧得通红的烙棍，她竭力试图为自己辩解。一个同乡的人站出来为她作证，证明她曾偷偷参加过反白区政府的游行，被反动派逮捕过，还在牢里受过刑。愤怒的人群不愿意相信，直到女孩主动脱去上衣，让人看到她背上和胸口因遭到鞭挞和烙烫而留下的丑陋疤痕。

张向农适时地站出来，说服了那些尚有些犹豫的群众，为这位追求进步的女学生争取到了一个“死缓”的名额——他大概在那双带着恐惧与倔强的大眼睛里看见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位得救的女学生在结束了两年劳动改造后，成为了张向农的第二任妻子。而大多数人则没有这样的幸运，包括几名与女孩一同参加过示威游行的同班同学，都在公审中成为了“反革命份子指标”中的一个数字。

张向农的第二场婚姻并没有延续在延安时的幸福。婚后不到半年，张向农就厌烦了，经常关起门来，让年轻的妻子吃他的拳头和皮带。他不信任两人之间的感情，认定她是被迫屈从，随时都有可能背叛或谋害他；但有时又表现出温情，送她一些贵重的、干部特供的礼物。有一次，他将妻子单手吊起来拷打，逼问她是否与邻居家的儿子通奸，直至她昏迷过去。他独自跑到池塘边抽烟散步，邻居们闻声把年轻女人救下来送医时，她几乎已经没了气。在治疗的过程中，张向农才得知妻子那时已经怀了身孕，但不久之后便因伤势流产。

随着江西土地运动收尾，人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生产与家庭生活，这件事在政治宣传方面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组织向张向农发出了警告，使他不得不收敛自己。但他的妻子因为长期遭受肉体和精神折磨，身体受到严重损害，等到她再次怀孕时，已经是195X年的冬天，正值新一轮“肃反”运动的高峰期。

巧合的是，在张向农的妻子怀孕前几个月，附近搬来了一户新邻居，户主姓赵，是县中学新上任的语文老师，与张向农是延安时期的旧识，但比他年长不少，妻子早年过世，有一个正在上中学的女儿。有意思的是，他恰好是张向农当年的“整风”对象之一，因为戴着一副很厚的眼镜片，被张向农讥笑为“四眼青蛙”。

尽管这位“青蛙”先生在“整风”中吃过不少苦，还在受刑时被打断了一条腿，但是他并未在张向农面前表现出任何怨恨与仇视，反而与张家保持着十分融洽的关系。尤其是张向农的妻子，与同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赵老师很聊得来，在私下里也走得很近。这让张向农不禁又产生了疑心。

但更让他感到忧虑的是政治风向的骤变——自我揭发和相互揭发已经成为了主要斗争方式和手段。熟知他在延安时期黑历史的新邻居，俨然成了他心头的隐患：他听说，仅在运动开始后的两个月内，赵已经写信举报了三名共产党干部，三人都被组织惩处。不久之后，他从乡武装部的熟人口中得知，几封针对他的匿名举报信被接连递到了下级机关。

张向农考虑了一整夜，决定不再坐以待毙。他首先安排怀孕的妻子去找他在南昌的亲戚。紧接着，他联系到了一位延安时期的江西老乡——那位熟人在地方保卫部门任职。两人商量后，找来了一台从特务手里缴获的收音机，编造了一个“收听敌台”的罪名，从学校直接带走了还在给学生授课的赵老师。

张向农则亲自带着几名地方干事，赶去了平邮乡纺织厂，找到了赵老师的女儿——她是一个出生在旧社会、成长在新社会的热忱的共产党女孩。因为与父亲在政治观点上格格不入，她主动与父亲作了“思想决裂”，从父亲执教的县中学退学，并要求进厂参加劳动，践行学习“工农革命”精神。

但当张向农要求她提供父亲的黑材料时，女孩犹豫了。她质疑这种的做法，认为这并不符合党的指示。见骗不过她，张向农立刻换了一副脸，将她扣押下来，押往野外一间废弃的砖砌工房。在那间小砖房内，他重新拾起在延安时的熟练手段：姑娘的手脚很快被铁签子钉穿，指（趾）甲被撬开后又被剪碎，裸露的指床上倒上工业酒精，导致她昏厥了好几次，但有关于她父亲的情况却一个字都不肯说。

见普通的办法没有效果，张向农亲自撸起袖子，将事先带来的一袋碱粉倒入水中，用刷子蘸着，在她的身上来回刷过：胸口、背部、屁股、大腿根。碱水接触皮肤后，冒出浓密的白烟，很快腐蚀出一道道溃烂的伤口。一个干事向上举起女孩的手臂，在她腋下刷过两遍后，轻轻吹一口气，腋毛就全都脱落下来，露出下面被灼伤的肌肉。见她还不肯开口，张向农便让人把她血肉模糊的赤脚往碱水里泡。姑娘又短又圆的脚趾头一浸入碱水，立即“滋滋啦啦”地响起来，三个健壮的男人都按不住痛叫失声的女孩。很快，她的脚掌和足趾上就露出惨白的骨头，一条条被腐蚀过的碎肉耷拉着挂在骨头上。一名干事拿起锤子在她的脚背上轻轻一敲，两根趾骨当场就碎裂了——姑娘眼白向上一翻，当即昏了过去。

张向农觉得“火候差不多了”，把姑娘的头按到水里呛醒，再次逼她供出反革命罪证。女孩强忍着剧痛，眼里含着泪、高喊起了革命口号，还向张向农吐血唾沫，坚称宁愿作革命烈士，也不屈从于“阶级敌人”的胁迫。意识到无法从小姑娘嘴里撬出口供，张向农命令干事们按住她，然后亲手夹起一块烧红的木炭，按在她的喉咙上。几声哀嚎后，姑娘的声带被彻底烧毁，再也发不出声音。张向农命令给她罩上头罩，装入一口麻袋里，把她押送去了县保卫处。

与此同时，张向农的江西老乡正在保卫处的牢房里审问赵老师。干事们没收了他的眼镜，将他打得鼻青脸肿，赤身裸体地在墙根罚跪。张向农见到他的时候，他们正把他按在地上，用鳄鱼钳夹他的睾丸，那个平时说话轻言细语的中年男人“嗷嗷”地叫得像个小姑娘。紧接着，两名保卫处的年轻干事反剪住他的双手，拿铁丝勒住他的萎缩的阴茎，把他拽到另一间囚室内。在那里，一个同样赤裸着身体的女子仰面躺在一张木桌上，四肢在桌腿上绑住，脸被黑色的头罩遮着，身上的刑伤惨不忍睹。干事们揪着赵老师的耳朵，命令他“像个真男人一样，好好地干那个刚抓获的女特务”。

赵那时早已经被惊吓得阳痿失禁，保卫科的干事们很有经验地把电极夹到他的两颗睾丸上。电极通了电后，那个中年男人的阴茎就像被打了气的自行车胎，不可思议地膨胀起来。接着，那位受人尊敬的语文教师在棍棒和烙铁的威胁下，被迫趴在面前的那个毫无生气的年轻女人身上，摸索着将自己勃起的阳具塞入女人血迹斑驳的下体抽插——旁边的干事还不断在耳边问他，“舒不舒服，和死去的老婆比怎么样，喜不喜欢这个女的，想不想再来一次”。

在包括张向农在内的一众观刑者的围观下，赵老师一共被迫做了三次。在那个过程中，还在不断地对他的下体用电，即便他的阴茎已经肿胀得像个深红色的茄子，好像随时都要爆炸。到了最后，原来一本正经地站在课堂上讲课的男人不得不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磕头求饶，才被准许停下。

一名干事把近视眼镜递还给他，与此同时，把女人脸上的头罩也摘了下来——当那个一脸窝囊的中年男人看见自己女儿失去意识的面孔时，他的五官瞬间扭曲成了麻花，嘴唇开合了十几次，却发不出声音，直到喉咙里爆出一声近乎兽类的嘶吼。站在他旁边的干事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话，他试图告诉赵，他的女儿非常懂事漂亮，肯定会体谅自己的父亲。他们会耐心地看着他继续干她，如果他不愿意，就找几个强奸犯过来，替他给女儿下面“通通气”。

和往常不同，张向农作为旁观者，丝毫没有干预那天的审讯——而且他看到一半就离开了。当天晚上，他给保卫处送去了一只烧鸡和两瓶白酒。他的江西老乡告诉他说，赵老师痛哭流涕地认罪，写了一份长达十页纸的悔过书，还哀求他们放过自己的女儿。听到这个好消息后，张向农睡了几个月来的第一个踏实觉。然而，这份踏实最终也没能持续多久。第二日下午，他在武装部的熟人紧急派了一名战士找到张向农家。张向农从他口中得知，赵在写完悔过书后，半夜在狱中自杀了——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一根锈断的窗棂，插进了自己的喉咙里。几乎在同一时间，一封针对张向农刑讯逼供的举报信被递到了武装部的桌子上——看样子是赵以外的其他什么人盯上了他。

他的熟人传话给他，让他不要管其他的事，立刻离开平邮，最好是向南跑，同时还让战士给他捎了一封伪造的介绍信。张向农来不及太多思考，把两块从地主手里没收后私藏下来的金条揣进怀里，立即启程去了广州。在那里潜伏了几天后，他做出了改变命运的一步——在边防相对宽松的渡口，他独自泅渡，冒险逃亡去了香港。

到了香港以后，他设法联络上某个敌对情报组织，自称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然而，他能提供的消息毫无价值，伪装很快被识破，不久便遭到无情抛弃。他只能兑换掉一根金条，在街头小巷辗转度日。期间，他曾反复怀疑过自己，是否当初算错了某一步，是否应当相信那个熟人的话，并在夜里辗转反侧时，一遍又一遍地猜测那个暗中想要整他的人究竟是谁。醒着的时候，他又时常担惊受怕，害怕组织会派锄奸队来处理他。但最终没有任何人问过或是找过他。张向农唯一不曾关心过的，就是怀着孕的妻子——他甚至从未想过托人给她带一句话，告知自己的下落。最终，在196X年的除夕那天，他下定决心，将那剩下的那根金条换成了一张偷渡去加拿大的船票。

由于不会说英语，张向农初到加拿大时只能在温哥华的唐人街打零工糊口，并慢慢学习语言。后来，他幸运地结识了一个有四分之一印第安血统的当地女人，并与她结婚，生下一对双胞胎。他借用妻子原住民身份的特殊政策，为自己设法取得了居留权，并利用印第安保留区的烟草特权从事大麻种植与走私，逐步积累了一小笔财富。最终，他成功入了加拿大籍，并在温哥华郊区的富人区购置了土地和宽敞的别墅，那是他之前根本不敢奢望的生活。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回馈曾给予帮助的原住民社群，为保留区修建了一间赌场和一所小诊所。

到了1970年代，中加建交后，他还以“华人代表”的身份参加过联谊活动，并协助联络温哥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为日后领事馆的设立做出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回顾往事时，他常以“革命先驱者”自居，对自己早年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他并不避讳自己犯下的一些“小错误”，并坦言自己若留在中国，不可能活过随后的几场政治运动。唯独在婚姻问题上，他始终避而不谈——他从未试图寻找过那位可能还在世的前妻和子女，或许他们也是他口中所谓的“错误”之一。

即便生活在海外，张向农依旧以“革命者”的姿态投入到自己认可的事业之中。他始终坚信，自己的底色从未改变——他的根深深扎在那片由鲜血与汗水滋养的土地，那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未来安身的归处。在他自己看来，他的一生是纯粹的，是轰轰烈烈的，是高尚的，也是漂泊的。

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中，他用血与土，为信仰筑起了一座辉煌的巴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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