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说明，仅代表个人观点。

棠棣一开始的产出其实只是为了满足一个个人的小小脑洞，即骨科兄弟，后来干脆变成了想探讨一下极东兄弟之间的关系，以及近代中/国衰落的原因和对历史周期律的反思。因此，棠棣表面上是在写南宋，其实更多的是在影射和内涵近现代史的内容。国设其实常常是高度抽象化的概念，而实际情况往往复杂得多，政府并不能代表国家本身，国家是一个复杂的机器，国设只是机器中表现出人性的一面而已。

首先需要认识的是关于中/国的界定，中/国最初其实有文明中/国与政治中/国之分，文明中/国大约起源于八千二百年前的伏羲女娲时期，而政治意义上的统一中/国则起源于夏代。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便能很清晰地认识到，虽然政治中/国总有朝代更替，并且因为朝代更替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但是文明中/国一直传承了下来，因此我们也可以在今天自豪地说，中华文化的传承从未断过。关于中/国之名在个人合集老王研究之中已有论述，不再赘述。

而文明中/国的传承，有赖于中华文化本身具有的稳定性的作用，即当外族入侵时，他们更多地选择接受中华文化，使用汉人的统治方式，的确这样的上层建筑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国家，完成由游牧民族向定居民族的转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最混乱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入侵的外族十分愿意给自己脸上贴金，比如自称为汉朝皇室后代的匈奴人刘渊（汉赵开国皇帝），或者说甚至追溯到黄帝后代的拓跋鲜卑（魏书序记有载），来争夺中/国的正统地位。换句话说，中/国是以认同来作为其构造的概念的，即以文化认同为基础构成的国家。而中华文化一个很有意思的特性就是包容，将其他文化融入自己的发展之中，从而对文化本身进行了延续。也就是说，中华文化形成一个内在的稳定，而政治力量依附于文化力量，中华文化自身的稳定也使得统治制度本身变得稳定，就像是永动机一般持续下去。如果没有外来的冲击，自身很难做出改变。我们现在把文明中/国的概念抽象成王耀，便是只要接受了中华文化的地方，就有王耀。

那么我们现在把眼光投到两宋时期，初高中教材上通常以汉人王朝为视角进行编写，以两宋切入，实际上不论是金还是西夏，为了统治的方便都引入借鉴了汉人的统治制度和文化，金采用了南北面官的制度，以南面官来统治汉人，而蒙古对汉制的借鉴则要在忽必烈以后。那么，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不论是金，还是西夏，一定程度上也都变成了老王，他们和南宋一样，都是王耀的组成。

近代意义上的国家通常指民族国家，以民族为主体构成，如今如此强调中华民族也是为了强化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无他，唯民族国家比文化国家更具有凝聚力更适应近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以文化认同为主体往往是松散的，这便要提到古代中/国的另一个特性，即家族为重，将政府与家族割裂的特性，因此普通人只需要家族过得好，自己与政府，与国家是无关的，人们往往更认同自己是某个家族的人而非是这个国家的人，朝廷的事不是自己的事，这点在战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我经常形容封建中/国的话，即使是在最强盛的时候，也不过是表面的光鲜亮丽，而普通的人民群众仍然过着贫瘠的生活，视线下移，其实百姓并不在意由谁统治，而只是在意自己过得如何。

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觉醒无疑是相对较晚的，可以说直至甲/午/中/日/战/争（当然这不是什么好事），人们才对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有着初步的普遍而坚定的认同，与之相比的日/本则确实在明治维新以后增强了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感，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在短期内的迅速崛起，也与其民族意识的快速觉醒有关。之后，抗日战争大大加速了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进程，中/国人民以中华民族的形式前所未有的团结在一起，进行了长达八年艰苦卓绝的抗争之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之后的中/国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契机，一个民族而又文化的、统一而又多样的新中/国。我坚信教员所说，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

综合以上分析来看棠棣中的王耀和本田菊，便有了很好的理解，分别为国耀和普耀，国菊和普菊，然而普耀和普菊都是从国耀和国菊之中诞生出来，普耀反应的是已经觉醒了一定民族意识的王耀，而普菊则是由本田菊的执念衍生而出，普耀与普菊的相遇是偶然也是必然。南宋时期，正值海商兴盛，尤其是以到日/本的商人为多，有不少商人甚至就此定居，因此耀爹一夜风流过错是合理的，这之后日/本便进入了镰仓时代，时局动荡，菊母将其送到更安定和平的地方也是合理的，更何况普菊本就是以国菊的执念生出，与耀充斥着不可言说的缘分。本田菊作为一个外族人，尽管他同样在宋国呆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更多的以外人，甚至商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当局者清旁观者迷，这注定了他比身在其中的王耀看的要清，同时暗示了国菊作为民族国家的觉醒，也比王耀要早。

另一方面，王耀在面对外族入侵时作为宋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也代表了一定意义上的南宋，南宋的命运不严格对应着王耀的命运，重商且短命。他始终凝视着的是无数的平凡的、普通的人，希望这些人能够过得更好，希望跳出历史周期律，然而他却受到时代和思想所限。我们先说思想，以王耀所受的教育的视角凝视，王耀作为一个士族，其对国家的认同感自然比一般人更强，当然他所受的教育，他所拥有的思想的武器，也注定。再提到现实，第一个现实是在这样一个封建制的国度，注定不可能实现这样的愿望，第二个现实则是他醒悟后的所作所为，则会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毁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因此他选择毁去自己的书稿，而选择让这个国家走得更加长远，但是总有一天，民族的中/国会与文化的中/国相互融合，这个时候便是中华腾飞之时。

最后，这两个人、以及这两个国家的命运如此深刻地纠缠在一起，这难道不是极东的魅力所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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