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

那恐怕是艾伦·耶格尔一生中最为不堪回首的一个春天。

那一年冬日的阴影一直蔓延到复活节前。城市上空降下一场夹带着冰屑的雨，在罢工的人潮的脚步下化作一滩滩冰冷的浊泥。阴郁、萧瑟、荒诞的气氛充斥着整个四月，季节在混沌中丢失了自己的面目，像一段被回避的历史一样在人们的视野里闪烁沉浮。

一场十七年前的大火为寻找证人的工作正式画上了句号。伊尔泽·兰纳，这个他寻找了两年的党卫军刑讯记录员的名字，最终在这个四月出现在军事档案馆的死亡战俘名单中，这意味着他迄今为止的唯一希望——一个能够证明利维尔被捕期间表现的人，早已于停战前数月同另外几十条生命一起在那座反锁的教堂里化为灰烟。这场雪夜中的大火就像他在那两年间查阅到的所有悲惨史料的一个缩影，在那个充满坎坷的一九六二年里反复出现在他的梦魇中，以至到后来他已分辨不清，究竟是对大火过于逼真的想象催生了这些梦魇，还是重蹈了太多次的梦境使他对那场灾祸产生了亲历般的实在记忆和根植心底的哀恸。

在之后的一次私人辅导课上，他的导师——当年那场旁听研习课的组织者，以一种晦涩的方式劝说他放弃继续调查此案的念头。这位蜚声史学和法学领域的学者暗示，在那场处处透着蹊跷的审判背后，影响并真正决定了宣判结果的，可能是一些“意义重大，且长时间内不可能被公示”的原因。他说，被告那时所遭遇的不幸，本质上是一种“为秩序的重建而做出的牺牲”——战争末期趋于白热化的政治博弈造就的不只是数不清的历史谜团，还有日后因对其遗留问题的掩盖和处理而产生的一桩又一桩悬案和错案。战后十几年来，对这种暗中干预行为的默许，和对那些因此而变得名正言顺的罪行的视而不见，几乎已成了当代欧洲的一项新的传统。可以说，在这件事情上，任何与翻案有关的尝试都是不明智且毫无意义的：不仅因为它牵扯到太多普通人无法涉足的复杂背景，更因为包庇者与被包庇者同为一丘之貉——试问，有哪个谎言的缔造者会轻易容许别人撼动和戳穿他们的骗局呢？

那段时间他度日如年。白天他要靠烟，夜晚则是靠助眠药品来熬过每天的二十四小时。他对自己所即将从事的法官的职业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厌恶感，而经济上的困难则使学业几乎成了一种负担。夜不能寐的时候他给利维尔写了一封又一封信，第二天早上又痛苦地撕掉它们。他如此无可救药地沉陷在苦闷与沮丧中，甚至没有觉察到各行业愈演愈烈的罢工已令他将近两个月没有收到利维尔的消息。因此他也没能知道，当他还在与自己的导师激动地争辩时，利维尔已经因严重的咯血而昏厥在强制劳动的途中。

他接到消息时已是五月上旬。雨水中不再有冰，且变得丰盛、温暖而又肮脏。在他不知情的状况下，利维尔已经在监狱附近的一座印刷工厂劳动了两月有余。印刷厂内的有害气体、监狱内糟糕的卫生条件和日复一日的辛劳给利维尔本就欠佳的健康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他作为这年春天全法国第一批感染肺结核的犯人之一，躺进了监狱内部条件比牢房好不了多少的医疗所里。

当艾伦终于摆脱了法国的监狱那套冗长繁琐的探病流程，在病房中见到昏睡中的利维尔的面容时，不禁绝望地感到这世上已经没有什么能再加重眼下的苦难了。此前种种万般忧惧的设想均比不上一副现实中的画面。他在他床前跪下，握住那只在结核病的消耗下已变得形销骨立的手，脑中只剩一片空茫。

风从窗外流入，牵动了床前的纱帘。他从他身上仰起脸，发觉一只手在抚摸他的头顶。利维尔不知何时已经醒了，正试图从枕头上抬起头，用缺乏血色的嘴唇朝他微笑。他眼睛的色泽黯淡了不少，原先那种漂亮的蓝被疲倦消磨得淡了，变得迷蒙而缺乏神采。

他上前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就再也说不出话。

那只手无力而又温柔地揉着他脑后的头发。

“对不起，对不起……”

他不住地亲吻着他的手掌，愧疚的话语化作一个个单调的音节，嗫嚅着从吻的间隙里脱出。那只手任凭他吻着，并不时反过来安慰他，厮摩他的脸颊，手上熟悉的小动作就像多年前无数次游戏过的那样默契自如。“道什么歉呀。我知道你会来的。”利维尔说。

那之后风变得更凉。浓稠的雨意自窗外涌入，渐渐有稀疏的雨点打在二人脸上。利维尔问起他在学校的情况。他连忙打起精神，想从这几个月的经历中找些轻松的事说给他听，可竟一件也找不到。他只好告诉他，自己还有一个月就要大学毕业了，之后可能会被引荐到司法部工作。利维尔望着他，像在期待他说下去，然而他却缄住话题垂下了头。等了片刻，利维尔说道：“真好啊。我的小艾伦也要当法官了……”

他抬起头，想把憋在心中的那句话说出来，却正对上一双颤抖的眼睛。一股来自内部的毁灭性的力量正蓄势待发，就要把这对可怜的眼睛里的最后一点光亮揉碎了。

利维尔的手蓦地抽了回去，按住自己的胸口。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堵塞着他的肺腔；他无法喘气，只好通过撕心裂肺的咳嗽寻求呼吸。咳嗽越来越深，也越来越急促。他直直地坐着：每一次吸气都伴随着近乎衰竭的颤抖，每一声喘息都像是一次令人心碎的哀求。他的咳嗽声里含着悲愤，含着对这种不能停止的痛苦的彻底屈服。他咳得面色绯红，流出了眼泪，捂着嘴的手指缝间渗出几道触目惊心的血红……

终于他的脸色慢慢回归惨白，精疲力竭地倒在艾伦怀里。

他束手无策地托着他羸弱的身躯。这身躯因病态而变得异常轻盈，仿佛它体内所有能带来生的活力的、因而具有重要份量的那一部分都已随着刚才那阵猛烈的咳嗽消失殆尽了。就连那滩从他胸膛里咯出的鲜红得刺目的血，也像是因为太过富于生命力而被排斥出这副躯体之外似的。几片血迹滴溅在利维尔的领口上，像一朵破碎的红色鸢尾花。

那种红他永生难忘。他平生头一次清晰、真切地感觉到，利维尔就要死去了。他的整个存在都已经与死亡发生了关联并开启了这个进程，他的身体，他的眼睛，然后是他的灵魂。他徒然地、惶恐地、痛不欲生地紧紧抓住他，像抓着一盘细沙。长久以来最大的恐惧如今成了现实，在还未重获自由之前，他就要永远地离开他了。他想到自己最终还是要这样失去他，一下子让热泪模糊了眼睛。

利维尔在他的帮助下靠回枕头上，歇息了会儿，抬手去拭他的脸。

“别哭了，我的好孩子。”

“不，利维尔，你不知道，我……”

“我都明白。”

他伸出双臂，把艾伦揽进怀里。

他将自己埋进他的胸口。他的身体抱起来已经不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了，可那种熟悉的味道没有变。恍然间，年少时的记忆扑面而来。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如果他能一直这样停留在他的怀抱里该多好！可那抹哀艳的红始终在眼前跳动。他的恋人重病缠身，他却什么都还没能为他做到。他忍住自己的泪。

“不要紧的，”利维尔轻声说，“我在这里不要紧的。能时常见到你，我就觉得很满足了。”他抚摸着他的栗色头发，“我知道你一直在努力。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艾伦。”

他在他怀里不住地摇着头。

“这一天总是在所难免的。不用为我难过。”

“不，不……我会让你好起来的，你一定要等着我……”

他祈求般地仰起脸，仿佛从对方口中得到的任何一句肯定的答复都是种至关重要的认可，一种鼓舞，和无意之中的庇佑。

利维尔怜爱地望着他，久久没有作答。半响，他俯下脸亲吻了他的眼睛。

“我多么爱你啊，艾伦。”

他愣了两秒，突然抑制不住地痛哭起来。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以双方的泪水结束的会面。那之后，他们约好再不在对方面前流泪。离开前利维尔要他保证，无论那一天何时到来，都要在他死后好好活下去。他答应了他，并在多年后恪守了这个承诺。

他进入了有生以来最为拼搏的阶段。让利维尔进入条件更好的医院需要三样事物：一名律师，一张疾病鉴定书，一笔保释金。他很快做到并完成了前两样（为此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成为一名法官的机会，虽然这不能免去日后每当看到审判庭上那些肃穆的黑色衣袍时产生的复杂心情），并以利维尔的担保人的身份向检察院递交了因病保释出狱的申请。受理过程是缓慢而充满变数的。以利维尔病情的严重程度来看，成功获准的可能性无需怀疑，但政治犯的特殊身份和罪名的性质使这条在大多数法国囚犯身上都适用的条款不再显得宽容。同时，这也很可能使保释金额远远高于一般程度。而他最担忧的，就是时间的消耗。

七月，利维尔病情恶化的消息和保释获准的通知一同到来。五千法郎的保释金和高昂的入院治疗费成了他眼下最大的困扰。几个月来筹备到的钱款只能满足全部所需的三分之二。无法，他开始变卖自己的最后一点财产。

时间在绝望中飞速流逝。命运之神是戏谑的，他总是乐于看着那些在困境中频临崩溃的人们挣扎到最后一刻才决定对他们施以援手。近八月时艾伦收到一张来自以色列的汇款通知单，上面的金额足够支撑未来一年的所有花销。汇款人是米卡莎·阿克曼，这是他们自十七岁分别那年以来首次取得联系。她在留言中说她一直在四处打探他的消息，而今终于获知他的境况，希望这笔钱能帮到他的忙。他忆起她那双像黑夜一般神秘而幽静的眼睛，想象着这双似乎能看穿一切秘密的眼睛被自己国土上方的阳光照耀的模样。他们在那之后保持了终生的联络，他时常对她说起利维尔，并向后者转达女孩对他的敬意与问候。

利维尔在位于斯特拉斯堡郊外的一家疗养院接受了两个多月的治疗。他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病情始终没能出现太大的起色。这期间，艾伦不断往返奔波于巴黎和斯特拉斯堡之间。这是死亡的威胁所带来的有限的自由，或许也是最后的自由。他们除了珍惜这微小飘忽的自由之外别无他法，因此每一次会面都过得无比充实。

十月，寒意重新袭卷了整个巴黎。某天下午，艾伦在事务所接到从疗养院打来的电话，说利维尔情况危险，已进入昏迷状态。他听罢扔下电话便朝车站奔去，半小时后已坐在开往斯特拉斯堡的火车上。

暮色很快降临了阿尔萨斯的原野。当最后一点天光终于也从地平线的尽头消褪，夜空便从墨蓝转向漆黑。远近的村庄、草垛、树林先是幻化成奇形怪状的黑影，接着便被四周漫溢上来的幽暗所吞没，和大地一起遁于无形。窗外黑黢黢的，一切都变得荒蛮而深不可测。

火车就这样在一片近乎虚无的黑暗中奔腾，乃至丧失了速度感，只有车轮与铁轨有力的撞击声表明它仍在前进。他僵硬地靠在坐椅上，目光始终投向天边。深海一般的夜空中，唯有北极星在放射着微茫的光。

他在孤寂和疲惫中睡着了，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中见到了很多人，来到很多地方。他梦见他的母亲，她站在暴雨来临之际的窗前朝他微笑，模样既美丽又清晰，比他记忆中的还要真实许多。他梦见利维尔的葬礼，在一片青郁的山坡上，他一个人埋葬他，在他的枕边铺满白色蔷薇花。他梦见他来到东德的施韦因蒙德，这片两年来他从未获准踏入的土地，那里是有着强烈的逃亡意志的伊尔泽·兰纳的故乡。在一个寒夜，全身落满雪花的伊尔泽朝他走来，他有一对温良、谦逊的褐色眼睛，声音像十多岁的少年一样柔和。他说他并未在那场大火中死去——那火只是燎伤了他的一点皮肤，战争结束后他成功逃回了家。他为自己长久以来的杳无音讯感到抱歉，他愿意出庭作证，证明利维尔是他此生见过的最为忠诚、勇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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