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冰原上的安魂曲

申鹤在圣彼得堡的第三个月，冬季开始显露它最严酷的面容。白昼缩短到不足六小时，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街道。城市的节奏却并未因此放缓，反而似乎更加紧凑——人们步伐更快，表情更专注，仿佛在与时间的流逝和自然的严酷赛跑。

一个周五的傍晚，阿列克谢来找她，神情有些不同往常的凝重。

“申鹤，明天…你有空吗？”

“有事？”

“我们学院的一个前辈，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在北方边境的冲突中…牺牲了。”阿列克谢的声音低沉，“他的遗体明天运回故乡，就在圣彼得堡郊外的谢苗诺夫卡村。他的家人和战友会举行葬礼。我想…你或许应该去看看。”

申鹤沉默片刻。她知道至冬在边境时有摩擦，无论是与魔物的战斗，还是与其他势力的边境争端。但“牺牲”这个词，直到此刻才从抽象的叙述变为具体的人。

“我认识他？”

“你不认识。但我认识。”阿列克谢深吸一口气，“安德烈大我五届，当年在学院是‘北极星’课题组的骨干。他本可以留校做研究，但选择了申请调往北境边防部队的技术支援部门。”他顿了顿，“他常说：‘最好的技术不应该锁在实验室里，而应该保护那些在冰原上巡逻的士兵。’”

周六黎明前，申鹤和阿列克谢坐上了前往谢苗诺夫卡的蒸汽巴士。车厢里几乎坐满了，大多是穿着深色衣服的人，表情肃穆，很少交谈。窗外，雪原在灰白的天光下延伸，无边无际。

“很多人去吗？”申鹤低声问。

“安德烈是谢苗诺夫卡村三十年来第一个‘国家荣誉烈士’。”阿列克谢说，“全村，还有他在圣彼得堡的战友、同事、同学，都会去。”

车行约两小时，一个小村庄的轮廓出现在地平线上。木屋稀疏，教堂的尖顶是唯一的制高点。村口已经聚集了人群，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穿着最正式的衣服，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静静站立。

巴士停下时，申鹤看到道路两侧已经摆上了简陋的蜡烛——装在玻璃罩里的小小火焰，在寒风中顽强地摇曳。人们自动在道路两侧排成两列，从村口一直延伸到村中心的小教堂。

“遗体车还没到，我们在这里等。”阿列克谢带她站到人群后方一个稍高的土坡上，视野更好。

等待是漫长的，但没有人抱怨。村民们低声交谈，话题围绕着安德烈：

“…他小时候就喜欢拆东西，家里的钟表被他拆装过三遍…”

“…前年回来探亲，还帮老伊万修好了拖拉机…”

“…他母亲收到阵亡通知书那天，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说‘我儿子做了该做的事’…”

大约半小时后，远处传来引擎声。不是一辆车，而是一个车队：最前面是两辆军用摩托车开道，接着是一辆黑色装甲车，车顶上覆盖着至冬国旗——蓝白相间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装甲车后跟着几辆载着军人的卡车，最后是几辆民用车辆。

车队缓缓驶入村口，速度降到了步行以下。就在这一刻，申鹤目睹了她永生难忘的一幕：

道路两侧的村民，从最前面的老人开始，一个接一个，缓缓跪了下来。

不是被迫，不是命令，而是一种自发的、沉默的敬意。男人摘下帽子，女人低头，孩子被大人按着肩膀跪下。他们跪在雪地里，跪在严寒中，目光追随着那辆覆盖国旗的装甲车。

装甲车经过时，申鹤看到了驾驶室旁的士兵——年轻的面孔紧绷着，眼睛直视前方，嘴唇抿成一条直线。车厢后部，透过一个小窗口，隐约能看到一口覆盖国旗的棺材。

车队缓缓前行，跪拜的人流如波浪般随之移动。没有人哭泣出声，但申鹤看到了许多湿润的眼睛，看到了紧紧握着的拳头，看到了微微颤抖的肩膀。

这种肃穆的、集体的、近乎仪式化的哀悼，与圣彼得堡高效冷静的日常形成了刺目的对比。那个理性至上的国家，此刻显露出了它感性的一面——不张扬，不煽情，却深沉如冰原下的冻土。

车队停在小教堂前的空地上。士兵们从装甲车中抬出棺材，动作极其缓慢、平稳。棺材是简单的木质，但覆盖的国旗让它显得庄严。

一位老神父走出教堂，穿着朴素的黑色法衣，手持圣经和十字架。他身后跟着安德烈的家人：一位头发花白、背脊挺直的老妇人（母亲），一位搀扶着她的中年女人（姐姐），还有几个孩子。

简短致辞后，送葬队伍开始向村外的墓地行进。道路狭窄，人群默默跟随。申鹤和阿列克谢走在最后。

墓地在一片白桦林边，积雪被提前清理，露出了黑色的土壤。墓穴已经挖好，边缘整齐。棺材被小心地放置在一旁。

这时，一位身穿愚人众军官制服的中年人走上前。阿列克谢低声告诉申鹤，这是安德烈生前所在部队的指挥官，一位上校。

上校没有长篇大论的悼词。他只是从士兵手中接过一把铁锹，走到墓穴旁，铲起第一锹土，轻轻洒在棺材盖上。

“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他的声音不高，但在寂静中清晰可闻，“你的任务完成了。现在，休息吧。”

然后他将铁锹递给安德烈的母亲。老妇人接过，手很稳，同样铲起一锹土，洒下。

接着是姐姐，战友，同村的老人…一个接一个，每个人都在棺材上洒下一锹土。没有言语，只有铲土声和落土声。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参与，一种集体的告别：你的牺牲，我们共同见证；你的安息，我们共同成全。

最后轮到村民时，土已经覆盖了棺材的大部分。人们安静地排队，每人一锹。连孩子都被抱起来，由大人握着他们的小手完成这个动作。

申鹤远远看着。这个简单的动作——铲土、洒下——在重复中获得了某种沉重的仪式感。它传达的信息比任何华丽的悼词都更直接：你不是孤独地死去，你的死被整个共同体承认、铭记、承担。

葬礼结束时，天色已近黄昏。人群渐渐散去，但仍有不少人留在墓地，站在新起的坟茔旁，沉默地站立。那位母亲最后离开，她摸了摸粗糙的木质十字架墓碑（临时树立的，正式墓碑会后续制作），然后转身，背脊依然挺直。

回程的巴士上，气氛依然沉默，但似乎多了些什么。不是悲伤的宣泄，而是一种…沉静的笃定。

阿列克谢望着窗外飞逝的雪景，突然轻声说：“在至冬，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这样的墓地，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类似的记忆。”

“战争很多吗？”

“不是战争，是冲突。边境巡逻、资源点争夺、清剿魔物…至冬的边境线太长了，邻国太多，冰原下的矿产和地脉资源又太诱人。”阿列克谢的声音很平静，“我们从小就听长辈讲：不打，别人就会打进来；不争，资源就会被抢走；不强大，就会像历史上那些被奴役的岁月一样，成为强者的附庸。”

他转过脸，眼神中有申鹤从未见过的严肃：“你知道金帐汗国吗？不是提瓦特的历史，是我在比较文明史课上学到的，另一个世界的历史。一个游牧帝国奴役了我们的…类似文化族群，数百年。那段历史留下的教训就是：软弱不是和平，是延迟的死亡。”

葬礼之后的几天，申鹤在圣彼得堡的街头巷尾，注意到了一些之前忽略的细节。

电影院的海报栏里，战争题材的影片总是占据显眼位置。她走进一家电影院，看到放映表上列着：《冰原防线》《北境巡逻队》《要塞1915》《黎明前的冲锋》…名字直白，毫不掩饰其主题。

出于好奇，她买了一张《冰原防线》的票。影片讲述的是一支小部队在边境哨所抵抗数倍于己的敌人进攻的故事。没有超级英雄，没有奇迹逆转，只有残酷的消耗战：士兵在严寒中冻伤，弹药逐渐耗尽，援军迟迟不到…最后，哨所失守，全员战死，但为主力部队的集结赢得了宝贵时间。

电影院里座无虚席。申鹤观察观众的反应：没有人高喊口号，没有人热血沸腾。人们沉默地看着，表情凝重。当主角——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年轻士兵——在战壕里给母亲写最后一封信时，申鹤听到了周围的抽泣声。当最后的冲锋镜头出现，不是激昂的音乐，而是一段低沉的合唱，混杂着风雪声和枪炮声。

电影结束后，灯光亮起，人们缓缓起身离开。没有人立即讨论剧情，似乎需要时间消化那种沉重。

在出口处，申鹤听到两个中年男人的对话：

“拍得真实。我父亲当年在北境服役过，他说冬天最可怕的不是敌人，是严寒。”

“但还是要守。丢了那个山口，后面的矿区就暴露了。”

“是啊…没得选。”

没得选。这个词在至冬的语言里似乎有特殊的重量。

又过了几天，阿列克谢邀请申鹤去参加一个“非正式的文化沙龙”，地点在圣彼得堡老城区的一家小酒馆。参与者有学生、教师、退伍军人、作家，主题是“战争在至冬文化中的表达”。

沙龙的主持人是一位历史系教授，白发苍苍，但眼神锐利。

“我们今晚不谈战略战术，不谈胜负得失。”教授开场说，“我们谈谈，为什么战争——这个人类最残酷的行为——在至冬的艺术、文学、音乐中占据了如此核心的位置？”

一个退伍军人——左臂袖管空空——首先发言：“因为战争对我们不是‘远方的事情’，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父亲参加过东线战役，我祖父参加过卫国战争，我现在残了，但我儿子明年满十八岁，也要去服兵役。四代人，都逃不掉。”

一位女作家轻声说：“我在写一部关于边境村庄的小说。采访那些妻子、母亲时，她们说：送丈夫、儿子上前线时，当然会哭，会怕。但更怕的是‘不打’。如果不打，敌人进来了，失去的就不只是一个亲人，而是整个村子，整个生活方式。”

讨论逐渐深入。人们谈论战争电影为什么很少美化战争，而是突出其残酷和牺牲；谈论战争文学为什么常常描写小人物的视角，而不是统帅的英明决策；谈论军歌为什么往往忧伤多于激昂…

这时，有人提议：“唱《战马》吧。”

没有人反对。一个年轻人拿出随身携带的巴扬（至冬式手风琴），试了几个音。然后，低沉浑厚的男声响起，先是独唱，逐渐加入合唱：

“Выйду ночью в поле с конём…（夜晚我带着我的战马走过田野…）”

申鹤听不懂全部歌词，但旋律抓住了她。那是一种苍凉的、辽阔的、带着无尽忧伤却又异常坚韧的调子。不像璃月的曲子，要么婉转缠绵，要么激昂慷慨。这首曲子像冰原上的风，寒冷，但自由；孤独，但浩瀚。

副歌部分，所有人都跟着唱起来，声音不大，但充满情感：

“Мы пойдём с конём по полю вдвоём…（我和我的战马一起走过田野…）”

“Только мы с конём по полю идём…（只有我和我的战马走在田野…）”

唱到“Я влюблён в тебя Россия Я влюблён（我爱上了你俄罗斯我爱上你）”时，申鹤看到许多人闭上眼睛，表情复杂——有爱，有痛，有骄傲，有牺牲。

歌曲结束时，酒馆里一片寂静。巴扬的余音在空气中颤动。

教授缓缓开口：“《战马》写的不是战争，是战争之前的宁静，是战士对家园的最后一瞥。但正因为如此，它成了所有战争歌曲中最能打动人的一首。因为它提醒我们：我们战斗，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保卫这个——夜晚的田野，远处的灯火，金色的荞麦，拳曲的亚麻。”

他顿了顿：“在至冬，战争不是荣耀，而是责任；不是选择，而是必然。就像种地，你不种，就没有收成；就像战斗，你不打，就没有和平——至少没有能自主的和平。”

一个年轻学生提问：“但这种‘必然’，会不会让我们变得…好战？就像其他国家批评的那样，至冬总是扩张，总是介入…”

教授沉默片刻，然后说：“孩子，你去过北境的村庄吗？那里一年有八个月是冬天，土地贫瘠，种不出多少粮食。村民们靠什么活？采矿，捕猎，还有…边境补贴。因为他们的村庄就是第一道防线。如果至冬收缩，放弃外围利益，第一个遭殃的就是他们。”

他环视众人：“至冬的地缘环境决定了：我们没有后方。四面都是潜在威胁，没有天然屏障。所以我们必须把防线推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必须参与所有远方的博弈，必须在别人决定我们命运之前，先出手影响局势。这不是野心，是生存算术。”

沙龙结束时，已是深夜。申鹤和阿列克谢并肩走在回公寓的路上。街道空无一人，只有路灯在雪地上投下昏黄的光圈。

“你今天好像很沉默。”阿列克谢说。

“我在想，”申鹤缓缓说，“在璃月，我们也有战争，也有牺牲。但我们谈论它们的方式…很不同。”

“怎么不同？”

“在璃月，战争要么被描绘成英雄史诗，要么被批判为君王暴政。牺牲要么被神化，要么被遗忘。”申鹤努力组织语言，“我们很少这样…平静地、集体地、持续地面对战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更愿意相信，战争是异常状态，和平才是常态。”

阿列克谢想了想：“也许因为，璃月的地理位置相对安全，有山脉海洋作为屏障，历史上大多数战争是内战，是王朝更迭。而对至冬来说，外部威胁从未停止过。所以对我们，战争不是‘异常’，而是必须接受的‘常态’——就像冬天每年都会来一样。”

申鹤想起甘雨描述的循环：内战，崩溃，重建。璃月的战争更多指向内部，是体系崩溃时的自我撕裂。而至冬的战争更多指向外部，是生存空间的争夺。

这两种“战争文化”，塑造了两种不同的民族性格：一个倾向于内省、稳定、回避风险；一个倾向于外向、扩张、主动出击。

回到公寓，申鹤翻开笔记本。她画了两个简单的示意图：

璃月的战争观：

异常状态 → 英雄/暴君叙事 → 尽快恢复常态 → 遗忘/美化

至冬的战争观：

常态之一 → 集体责任叙事 → 接受其为生活一部分 → 铭记/仪式化

然后，在页边，她写下：

“在璃月，我们渴望永恒的和平，却总被内部的循环打破平静。

在至冬，他们接受永恒的博弈，却在外部压力下维持内部凝聚。

孰优孰劣？或许，这只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生存策略。

但关键在于：璃月的‘和平渴望’是否成为了逃避外部挑战的借口？

而至冬的‘博弈接受’是否成为了无限扩张的理由？”

没有答案。只有更深层的疑问。

窗外，圣彼得堡在沉睡。但申鹤知道，在边境的某个哨所，士兵们正睁大眼睛，盯着黑暗中的雪原；在某个实验室，研究人员正通宵工作，改进装备以应对更严酷的环境；在某个村庄，母亲正抚摸着儿子的照片，计算着他下次归期的日子。

这一切，构成了至冬的底色：冰原上的安魂曲，既是哀悼，也是誓言；既是记忆，也是动力。

而璃月…璃月的底色是什么？

申鹤突然感到一阵紧迫感。她来至冬，是为了寻找打破循环的方法。但现在她开始明白，循环的根源可能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对安逸的渴望，对风险的回避，对“常态”的执着。

要打破循环，也许首先要打破这种心理。

但如何打破？用什么打破？

申鹤不知道。

她只知道，当《战马》的旋律在脑海中回响时，她感受到了一种陌生的情感：不是对战争的向往，而是对那种“明知艰难仍要前行”的决绝的敬意。

也许，璃月缺的不是智慧，不是资源，而是这种决绝。

夜深了。申鹤合上笔记本，但没有睡意。她站在窗前，看着这座冰原上的城市，第一次感到自己开始理解它的心跳——缓慢，沉重，但顽强不息。

而她的旅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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