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2045：末日序曲·锈蚀的摇篮

序幕：2032，预警的余烬

2032年的元旦，没有全球跨年的霓虹盛宴——北半球的“环洋城”上空，灰黄色的“生态预警云”已经笼罩了整整三个月。这种由工业废气、悬浮沙尘与破碎臭氧层折射形成的云层，会在正午时分将阳光过滤成血红色，落在摩天楼的玻璃幕墙上，像一层凝固的血痂。

环洋城生态研究所的顶楼，37岁的生态学家莉娜·科瓦奇盯着监测屏上跳动的红色曲线，指节因为攥得太紧而发白。屏幕左侧是“全球平均气温实时监测”——较2020年上升4.2℃的红色警戒线，已经像烧红的铁丝般，在数据图谱上烙了整整半年；右侧是南极冰盖的卫星影像，罗斯冰架边缘出现了一道宽23公里、深1.2公里的裂隙，冰架下方的海水温度，比五年前升高了3.8℃，足以让千年不化的冰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

“莉娜博士，该提交季度报告了。”助理的声音从通讯器里传来，带着刻意压低的慌张，“上面说……这次的措辞‘温和些’。”

莉娜嗤笑一声，指尖划过屏幕上那些被刻意模糊的数据：三个月前，研究所监测到环洋城沿海的海平面已经悄悄上升了1.7米，但董事会收到的“公开版报告”里，这个数字被改成了0.3米——理由是“避免引发公众恐慌”。她想起上周去港口考察时看到的景象：曾经停满豪华邮轮的3号码头，如今只剩下半截露出水面的岸桥，海水中漂浮着腐烂的集装箱，几只羽毛脱落、皮肤溃烂的海鸥停在上面，发出嘶哑的叫声。

那时她还不知道，这只是“末日序曲”的第一个音符。

第一章：2033，海水漫过脚踝

2033年的春天，环洋城的“半淹没时代”正式到来。

最初的异常是从沿海的“低地居民区”开始的。3月的一个清晨，住在“潮汐区”（环洋城最靠近海岸的平民区）的快递员马库斯被冰凉的水惊醒时，发现自家的地板已经积了半尺深的海水。他赤着脚踩在水里，能感觉到水中细小的沙砾和某种滑腻的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近海珊瑚礁死亡后，被海浪冲上岸的珊瑚虫尸体。

马库斯的第一反应是去挪放在地板上的快递箱，里面装着给“高空区”（环洋城海拔50米以上的富人区）住户送的“恒温营养液”。但海水涨得比他想象中快，等他把最后一个箱子搬到桌上时，水面已经没过了小腿。窗外传来邻居的尖叫，他扒着窗户往外看，只见原本狭窄的街道变成了浑浊的“河道”，有人推着自制的木筏，上面堆着被褥和米面，试图往更高的地方转移；还有人站在二楼的阳台上，用菜刀砍断顺着水管爬上来的、带着吸盘的黑色水草——那是原本生活在深海的“深渊水草”，因为海水温度升高，开始向浅海迁移，它们的吸盘能牢牢粘在建筑表面，分泌的酸性黏液会腐蚀墙体。

环洋城官方在当天中午发布了“临时避险通知”，要求潮汐区居民向“中部台地”（海拔30米左右的区域）转移，但没有提供任何交通工具和安置物资。马库斯跟着人流往台地走，路上看到有人因为争抢一个漂浮的塑料桶（里面装着半桶淡水）而大打出手，一个老人被推倒在水里，很快就被浑浊的海水淹没，只留下几只手在水面上扑腾了几下，便没了动静。

等他走到台地边缘时，已经是傍晚。这里的地面没有被淹没，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咸腥的腐烂味——那是潮汐区的垃圾和动物尸体被海水浸泡后散发的味道。台地的入口处站着穿着黑色制服的“城市安保队”，他们手里拿着电击棍，禁止潮汐区的居民进入“已登记住户区域”。“只有在台地有房产证明的人才能进！”一个安保队员扯着嗓子喊，他的制服上别着一枚“环洋城资源管理局”的徽章，徽章的背面，印着环洋城最大的能源公司“极光集团”的logo。

马库斯看着那些住在台地的人，他们站在自家的阳台上，喝着冰镇饮料，冷漠地看着下面聚集的难民。有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人，甚至用手机对着难民们拍照，嘴角带着一丝嘲讽的笑。他突然想起，去年极光集团的CEO在采访里说过：“海平面上升只是暂时的自然现象，环洋城的‘高空防护系统’足以保护每一位合法公民。”那时他还信以为真，现在才明白，所谓的“合法公民”，只是那些买得起高海拔房产的人。

那天晚上，马库斯和几百个难民挤在台地边缘的一个废弃停车场里。半夜，下起了小雨，雨水混合着海水的咸味，落在脸上冰凉。他靠在一辆破旧的悬浮车（因为能源短缺，早就不能用了）上，看着远处潮汐区的方向——那里的灯光已经很少了，只有几处火光在黑暗中闪烁，不知道是有人在烧东西取暖，还是建筑被海水泡塌后引发的火灾。

他摸了摸口袋里剩下的半块压缩饼干，那是他昨天送快递时，一个好心的高空区住户给的。他咬了一小口，干涩的饼干在嘴里难以下咽。这时，他听到旁边有个小孩在哭，小孩的妈妈抱着他，不停地拍着他的背，嘴里念叨着：“别怕，明天我们就能找到水了……”但马库斯知道，台地的淡水供应早就被安保队控制了，他们这些难民，只能喝雨水和浑浊的海水——而海水里的盐分和微生物，已经让不少人开始拉肚子。

2033年的夏天，环洋城的海平面又上升了0.9米。潮汐区彻底被淹没，中部台地的一半区域也成了“浅水区”。官方终于开放了几个“临时安置点”，但每个安置点都挤满了人，卫生条件极差，霍乱和伤寒开始蔓延。马库斯在安置点里待了一个月，亲眼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然后被安保队拖出去，扔到海边的“垃圾填埋区”——那里已经堆满了尸体和废弃的建筑材料，成了海鸥和变异水鸟的“食堂”。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待在这里了。于是在一个深夜，他跟着几个难民，偷偷翻过了安置点的铁丝网，往环洋城的“外围区”走。外围区是原本的工业区，因为污染严重，早就被富人抛弃了，但那里有废弃的工厂和仓库，或许能找到一些能用的东西。

路上，他们遇到了一群“拾荒者”——这些人大多是之前的工厂工人，现在靠捡拾废弃的金属和零件为生。拾荒者的首领是个少了一条腿的男人，他的腿是被变异的“海蟹”咬断的，现在装着一个用废弃钢管做的假肢。“你们要去外围区？”男人的声音沙哑，“那里比安置点还危险，工厂里的化学原料泄漏了，水里有‘毒藻’，碰到皮肤就会溃烂。”

但马库斯没有回头。他知道，无论哪里，都比待在安置点等死强。

第二章：2034，雨林的哀嚎与酸雨的利刃

当环洋城被海水吞噬时，赤道附近的“赤道绿带”（曾经是全球最大的雨林带，占地球陆地植被面积的19%），正在经历一场“死亡狂欢”。

2034年4月，来自“绿带保护联盟”的科考队，在进入绿带核心区时，发现了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原本茂密的参天大树，如今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树干上覆盖着一层白色的霉斑，地面上没有任何草本植物，只有厚厚的一层枯叶，踩上去像踩在海绵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甜腻的腐烂味，那是树木和微生物死亡后，体内的糖分和蛋白质分解产生的味道。

科考队的队长埃利亚斯·门德斯，是研究雨林生态的专家，他从20岁起就一直在绿带工作，见证过绿带最繁荣的时期——那时，这里的树木高达80米，树冠连成一片，像绿色的海洋，每天清晨，无数的鸟类和昆虫会在林间歌唱。但现在，他走了整整三个小时，没有看到一只活的动物，只有几只翅膀残缺的蝴蝶，在枯树枝上无力地扇动着翅膀，很快就掉落在枯叶堆里，没了动静。

“队长，检测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超标17倍。”队员莉莉的声音带着颤抖，她手里拿着一个便携式“环境监测仪”，屏幕上的数值一直在跳动，“还有氮氧化物，浓度也很高，这是……酸雨的前兆。”

埃利亚斯皱起眉头。他知道，绿带周围的“工业走廊”（由跨国公司建立的大型化工厂和冶炼厂集中区），每天都会向空气中排放大量的污染物。之前，绿带的树木还能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一部分污染物，但随着树木的大量死亡，这种“自然净化”能力已经消失了，污染物在空气中越积越多，最终形成了酸雨。

果然，当天下午，天空就下起了小雨。最初，队员们以为是普通的雨水，还想趁着下雨接点水喝（他们的饮用水已经不多了）。但当雨水落在莉莉的手背上时，她突然尖叫起来——雨水接触皮肤的地方，很快就出现了红色的斑点，并且开始发痒、刺痛。“是酸雨！”埃利亚斯大喊，赶紧让队员们躲到一棵相对完整的枯树下面，并用防水布遮住身体。

酸雨下了整整两个小时。雨水落在枯树枝上，发出“滋滋”的声音，像在煮东西；落在地面的枯叶堆上，枯叶很快就变成了黑色的泥浆。等雨停了，埃利亚斯让队员们检查身体，发现每个人的暴露皮肤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莉莉的手背已经起了水泡，水泡破裂后，露出了里面粉红色的肉，看起来触目惊心。

他们继续往绿带深处走，希望能找到一片还活着的树林。但越往深处，景象越凄惨：原本清澈的河流，现在变成了黑色的“毒河”，河面上漂浮着死鱼和水藻，河边的泥土因为被酸雨腐蚀，变成了灰白色的粉末；原本栖息着无数动物的洞穴，现在只剩下空荡荡的洞口，里面堆满了动物的骸骨，骸骨上还残留着被酸雨腐蚀的痕迹。

在绿带的中心区域，他们发现了一个“人工生态调节塔”——这是十年前，由全球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创生集团”建立的，声称能通过释放“人工微生物”来调节绿带的生态环境。但现在，调节塔的外壳已经被酸雨腐蚀得千疮百孔，塔身上的显示屏还在亮着，上面循环播放着创生集团的广告：“创生生态，守护地球的每一片绿色。”

埃利亚斯愤怒地一拳砸在调节塔的外壳上，外壳上的锈迹掉了一地。他知道，创生集团建立这些调节塔，根本不是为了保护绿带，而是为了在绿带周围开采矿产——绿带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稀土资源”，是制造高科技设备的重要原料。为了开采资源，创生集团默许工厂排放污染物，甚至还在调节塔里安装了“污染物加速扩散装置”，让绿带的生态环境加速恶化，这样他们就能以“生态修复”的名义，低价收购绿带的土地。

那天晚上，科考队在调节塔的地下室里过夜。地下室里堆满了创生集团的文件，埃利亚斯随手翻了一份，上面写着：“截至2034年3月，赤道绿带植被覆盖率已降至27%，预计2035年将降至20%以下，届时可全面启动矿产开采计划。”他看着这份文件，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父亲带他来绿带游玩时的场景：那时的天空是蓝色的，河水是清澈的，他还在河边看到过一只小猴子，正抱着妈妈的脖子，好奇地看着他。

但现在，这一切都没了。

2034年的秋天，赤道绿带的植被覆盖率降至25%。创生集团正式启动了“绿带矿产开采计划”，在绿带周围建立了几十个采矿场，每天都有大量的矿石被运走，同时，更多的污染物被排放到空气中。酸雨变得越来越频繁，不仅侵袭着绿带，还开始向周围的城市蔓延。

在绿带北部的“风沙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城市），酸雨摧毁了当地90%的农作物。农民们看着自己辛苦种植的庄稼，在酸雨的侵蚀下变成黑色的泥浆，只能坐在田埂上痛哭。有些农民不甘心，试图用塑料布盖住庄稼，但塑料布很快就被酸雨腐蚀得千疮百孔，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风沙城的市长向创生集团求助，希望他们能停止开采，治理酸雨，但创生集团的负责人只是冷冷地说：“我们是合法开采，酸雨是自然现象，和我们无关。”市长无奈，只能组织市民向内陆迁移。但内陆的城市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极端热浪和沙尘暴。

2034年的冬天，风沙城的气温高达38℃，创下了历史新高。城市里的电网因为高温而频繁跳闸，空调和风扇无法使用，很多老人和小孩因为中暑而死亡。同时，沙尘暴也开始侵袭城市，每天都有厚厚的沙尘覆盖在建筑和街道上，人们出门必须戴着防毒面具，否则就会吸入大量的沙尘，引发呼吸道疾病。

埃利亚斯和科考队在绿带里待了整整一年，他们记录下了绿带的每一点变化，希望能通过这些数据，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但当他们把数据发布到网上时，很快就被创生集团的“网络水军”淹没了。水军们说他们的数据是伪造的，说他们是“反科技分子”，试图阻碍人类的发展。甚至还有人威胁他们，让他们停止发布“虚假信息”，否则就会“后果自负”。

2034年的最后一天，埃利亚斯站在绿带的边缘，看着远处采矿场的灯光，心里充满了绝望。他知道，绿带的死亡已经无法挽回，而人类的末日，也越来越近了。

第三章：2035，难民潮与血色边界

2035年，地球彻底进入“生态红色警报期”。

全球海平面较2030年上升了3.5米，除了环洋城，还有“新沧市”“滨海之都”等十几个沿海超大城市，都陷入了“半淹没”状态。这些城市的难民数量突破了5亿，他们像潮水一样，向内陆的“资源区”（拥有淡水、耕地和能源的区域）迁移，引发了大规模的“难民潮”。

在“中部联盟”（由几个内陆国家组成的联盟，控制着全球30%的淡水和耕地资源）的南部边界，每天都有几十万难民试图越过边境。联盟军队在边境线上建立了长达几千公里的“隔离墙”，墙上安装着铁丝网和摄像头，每隔100米就有一个岗哨，岗哨里的士兵拿着“脉冲步枪”，随时准备向试图翻墙的难民开枪。

25岁的士兵卡伦·霍金斯，已经在边境岗哨里待了半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盯着监控屏幕，一旦发现有难民靠近隔离墙，就用扩音器警告他们离开，如果警告无效，就开枪射击。但他心里清楚，这些难民只是想找一条活路，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普通人。

2035年3月的一个清晨，卡伦在监控屏幕上看到了一个女人，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身后跟着一个大约5岁的小男孩，正小心翼翼地向隔离墙靠近。女人的衣服又脏又破，脸上布满了灰尘和泪痕，小男孩的脚上没有穿鞋，光着脚踩在布满碎石的地上，每走一步都皱一下眉头。

卡伦的心揪了一下。他想起了自己的妹妹，妹妹和那个小男孩差不多大，现在住在中部联盟的首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按下扩音器的按钮，用尽量温和的声音说：“这里是中部联盟边境岗哨，禁止靠近，请立即离开。”

女人听到声音，停下了脚步。她抬起头，看着岗哨的方向，眼里充满了哀求。“求求你们，让我们进去吧！”她大声喊着，“我们的城市被淹了，孩子快要饿死了，求你们给我们一点吃的，一点水……”

卡伦的喉咙有些发紧。他想打开岗哨的门，给女人和孩子一点食物和水，但他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联盟有规定，任何士兵都不能向难民提供帮助，否则就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他只能硬着头皮，再次警告：“请立即离开，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

女人没有离开。她抱着婴儿，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小男孩也跟着跪了下来，学着妈妈的样子磕头，额头很快就磕出了血。

这时，卡伦的队长走了过来，看到了监控屏幕上的景象。“霍金斯，开枪警告！”队长的声音冰冷，没有一丝感情。

卡伦犹豫了。他手里握着脉冲步枪，枪口对着女人和孩子的方向，但他始终无法扣下扳机。“队长，他们只是孩子……”他小声说。

“执行命令！”队长厉声说，“如果让他们靠近隔离墙，后面的难民就会跟着过来，到时候我们怎么守得住？这是为了联盟的安全！”

卡伦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队长说的是对的，但他真的无法向无辜的女人和孩子开枪。就在他犹豫的时候，女人突然站了起来，抱着婴儿，拉着小男孩，向隔离墙跑去。“我们要进去！我们要活下去！”她大声喊着，声音里充满了绝望和愤怒。

“开枪！”队长大喊。

卡伦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扣下了扳机。脉冲步枪发出一道蓝色的光束，击中了女人的腿。女人惨叫一声，摔倒在地上，怀里的婴儿也掉了出来，哇哇大哭。小男孩扑到女人身边，抱着她的腿，不停地哭：“妈妈，妈妈……”

卡伦的眼泪流了下来。他看着监控屏幕上的景象，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知道，自己这一枪，不仅伤了女人的腿，也伤了自己的良心。

那天晚上，卡伦失眠了。他躺在岗哨的床上，脑子里全是女人和孩子的身影。他想起了自己参军时的誓言：“保卫联盟，保护人民。”但现在，他却在向需要帮助的人民开枪。他开始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到底是对还是错。

2035年的夏天，中部联盟的边境冲突越来越激烈。有些难民为了越过隔离墙，组成了“难民突击队”，用自制的武器攻击岗哨；有些国家为了争夺资源，也开始向中部联盟的边境派兵，试图占领资源区。

在“西部荒原”（一个位于中部联盟和“沙漠联邦”之间的无人区），中部联盟的军队和沙漠联邦的军队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冲突的原因，是西部荒原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这是目前地球上最珍贵的资源之一。

卡伦所在的部队被派往西部荒原参战。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战场上到处都是尸体和废墟，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血腥味；子弹像雨点一样呼啸而过，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有些人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一次战斗中，卡伦的左腿被流弹击中，鲜血很快就染红了他的裤子。他倒在地上，看着远处的战场，心里充满了绝望。他想起了那个被自己开枪打伤的女人，想起了妹妹，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梦想——他原本想当一名医生，救死扶伤，但现在，他却成了一个杀人的机器。

就在他以为自己快要死的时候，一个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跑了过来。那人蹲在他身边，检查了他的伤口，然后用绷带把他的腿包扎好。“别担心，你会没事的。”那人的声音温和，带着一丝安慰。

卡伦抬起头，看着那人的脸。那人的脸上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眼睛里充满了善良和怜悯。“你是谁？”卡伦小声问。

“我是‘无国界医疗组织’的医生，”那人说，“我们在这里设立了一个临时医疗点，专门救治受伤的士兵和难民。”

卡伦看着那人忙碌的身影，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暖流。他知道，在这个充满绝望和暴力的世界里，还有人在坚持着善良和正义，还有人在为了拯救生命而努力。

2035年的秋天，全球难民数量突破10亿。中部联盟、沙漠联邦、“北极联盟”（由几个北极国家组成的联盟，控制着北极的冰川水资源）等区域组织，为了争夺资源，频繁爆发局部冲突。地球就像一个快要爆炸的火药桶，随时都有可能陷入全面战争。

在环洋城的高空区，富人们依旧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在豪华的别墅里举办派对，喝着用北极冰川水酿造的红酒，吃着用人工种植的“基因蔬菜”做的美食。他们谈论着最新的“太空移民计划”——极光集团和创生集团正在联合研发“太空殖民地”，计划在2040年前，将一部分富人送往火星定居。

而在环洋城的外围区，马库斯已经成了一名“拾荒队”的首领。他带着一群难民，在废弃的工厂和仓库里寻找能用的东西，然后用这些东西和“黑市商人”交换食物和水。他知道，自己可能永远也无法过上富人那样的生活，但他会一直坚持下去，为了自己，也为了身边的难民们。

在赤道绿带，埃利亚斯和科考队依旧在记录着绿带的变化。他们虽然知道绿带的死亡已经无法挽回，但他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知道地球正在面临的危机，让更多的人行动起来，保护这个唯一的家园。

在中部联盟的边境岗哨，卡伦伤愈后，离开了军队，加入了“无国界医疗组织”。他每天都在医疗点里忙碌着，救治受伤的士兵和难民。他知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但他相信，只要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就一定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2035年的最后一天，莉娜·科瓦奇在环洋城生态研究所的顶楼，看着远处的海平面。海水还在缓慢上升，吞噬着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但她的手里，拿着一份最新的“生态修复计划”——这是她和全球几百名生态学家一起制定的，计划通过“人工种植耐辐射植物”“投放改良微生物”等方式，逐步修复地球的生态环境。

莉娜知道，这个计划需要很多年才能实现，甚至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但她不会放弃。因为她相信，只要人类还有希望，只要人类还在努力，地球就不会彻底毁灭。

末日的序曲已经奏响，但人类的抗争，才刚刚开始。

第四章：2036-2042，辐射的诅咒与基因的悲鸣

2036年的春天，当环洋城的海水还在漫过最后一片屋顶时，中东的“石油城”（曾经的石油开采中心）传来了一则震惊全球的消息——当地的一座大型核电站，在一场“资源争夺战”中被导弹击中，反应堆发生爆炸，大量的放射性物质泄漏到空气中，形成了一片直径超过100公里的“辐射云”。

辐射云随着风向，向四周扩散。首先受到影响的是石油城周围的“绿洲镇”（依靠石油城的水资源建立的小镇）。镇上的居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吸入了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空气，饮用了被污染的水。仅仅一周后，小镇上就出现了第一批“辐射病”患者——他们的皮肤开始溃烂，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有些人甚至在几天内就死亡了。

莉娜·科瓦奇在看到核电站爆炸的新闻后，立刻带领研究团队前往绿洲镇。当他们到达小镇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不寒而栗：街道上空无一人，家家户户的门窗都敞开着，地上散落着衣服和鞋子，仿佛这里的人在一瞬间消失了；镇中心的广场上，堆满了尸体，尸体的皮肤已经变成了黑色，上面布满了水泡和溃烂的伤口，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臭味；几只流浪狗正在啃食尸体，它们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看起来异常凶猛。

莉娜的团队穿着厚重的防辐射服，小心翼翼地在小镇上采集样本。他们发现，小镇的空气中，放射性物质的浓度超过了安全标准的1000倍；土壤和地下水中的放射性物质浓度，也超过了安全标准的500倍。“这里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了，”莉娜看着手中的检测报告，声音沉重，“辐射会破坏人体的DNA，导致基因突变，即使现在离开，也会留下终身的后遗症。”

但此时的全球，已经没有多少“安全区域”了。2036-2040年间，因为资源争夺引发的局部冲突，在东欧、非洲等地区频繁爆发，累计有17座核电站、32座化工基地在冲突中被摧毁，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和化学污染物泄漏到环境中。地球的“辐射污染区”面积，从2036年的5%，迅速扩大到2040年的23%。

在“东欧平原”（曾经的农业大区），一场化工基地爆炸引发的“化学污染”，让当地的土壤变成了“毒土”——土壤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和有毒化学物质，种植的农作物不仅无法生长，还会吸收土壤中的毒素，变成“毒粮”。当地的农民们为了生存，只能冒险种植“创生集团”推广的“辐射耐受型转基因作物”。这种作物声称能在辐射和化学污染的环境中生长，并且产量很高。

但农民们不知道，这种转基因作物存在着严重的“基因污染”问题。创生集团为了让作物快速生长，在作物的基因序列中加入了“快速繁殖基因”，这种基因会通过花粉传播，污染周围的野生植物。同时，作物中含有的“辐射耐受基因”，在进入人体后，会与人体的DNA发生冲突，导致基因突变。

2041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调查团队在东欧平原发现，当地的新生儿基因缺陷率，较2020年上升了210%。这些有基因缺陷的新生儿，大多患有“皮肤溃烂症”“神经萎缩症”“器官衰竭症”等疾病，他们的寿命普遍很短，很多孩子在出生后几个月内就死亡了。

调查团队还发现，当地的成年人中，患有癌症、白血病等疾病的比例，也比其他地区高出很多。一个名叫伊万的农民，今年45岁，他从2038年开始种植转基因作物，2041年被诊断出患有“肺癌晚期”。“我知道这种作物可能有问题，”伊万躺在病床上，虚弱地说，“但我没有选择，不种它，我和我的家人就会饿死。”

创生集团在得知WHO的调查结果后，不仅没有停止推广转基因作物，反而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让WHO修改了调查报告，将“新生儿基因缺陷率上升”归咎于“辐射污染”，与转基因作物无关。同时，创生集团还在媒体上宣传：“转基因作物是人类对抗辐射污染的唯一希望，只有种植转基因作物，才能保证全球的粮食供应。”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就是导致基因缺陷率上升的“元凶”。2042年，莉娜·科瓦奇的团队在实验室里，通过对转基因作物和人体DNA的研究，发现作物中的“辐射耐受基因”会与人体的“细胞修复基因”发生结合，导致细胞无法正常修复受损的DNA，从而引发基因突变。莉娜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布到网上，希望能引起全球的关注。

但创生集团很快就采取了行动。他们雇佣“网络黑客”，删除了莉娜发布的研究成果；同时，他们还向环洋城的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莉娜“散布虚假信息，损害公司利益”。莉娜的研究团队受到了威胁，有些成员因为害怕，选择了离开；莉娜本人也被环洋城的“安保队”监视，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

2042年的夏天，WHO在全球范围内发布了一份“紧急报告”——报告显示，全球新生儿基因缺陷率较2020年上升了312%，其中，辐射污染区和转基因作物种植区的基因缺陷率，更是上升了500%以上。报告还指出，传统的医疗手段，已经无法治疗这些由基因突变引发的疾病，人类正面临着“基因灭绝”的危机。

这份报告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开始恐慌，纷纷抢购“防辐射服”“基因修复药”（虽然这些药物并没有实际效果）；有些国家开始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关闭核电站；还有些人则开始疯狂地攻击创生集团等跨国公司的办公楼，认为是这些公司导致了现在的危机。

但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辐射和基因污染，已经像一颗毒瘤，深深扎根在地球的土壤和人类的身体里。人类想要摆脱这场危机，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在环洋城的外围区，马库斯的拾荒队里，也出现了“辐射病”患者。其中一个叫小雅的女孩，今年只有12岁，她的皮肤开始溃烂，头发也掉光了。马库斯看着小雅痛苦的样子，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知道，自己没有钱给小雅治病，但他不想放弃。于是，他带着拾荒队的成员，冒险进入了“辐射污染区”，寻找传说中的“辐射解毒剂”（一种据说能缓解辐射病症状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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