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30年秋初。人民大会堂的灯光依旧刺眼，习明泽主席坐在高台上，审视着最新的“严打”报告。运动推行数月，表面上成效显著：全国处决了数百名“女流氓”，官方APP上的血腥展示让女性们噤若寒蝉。瑜伽裤在街头绝迹，健身房关门大半，短视频平台上的色情内容被一扫而空。但习明泽的眉头紧锁，她知道，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国家。权贵女性们——包括她自己——只想着维护自家利益，确保优质男性不被底层“玷污”。所以，虽然公开展示被处死的女犯尸体和器官，以震慑民众，但下面的淫乱行为多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军方高官的女儿照样包养男模，富婆们在私人会所群聚，只要不公开，不影响“血脉纯净”，上层便默许。习明泽在会议中冷哼：“我们打击的是低贱的淫乱，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然而，很快，一个棘手的问题浮出水面：底层民众开始用“顶包”的方式应对严打。有些被抓的女犯，尤其是那些长相出众、身材火辣的“瑜伽裤少女”，利用美貌性贿赂看守所的狱警和官员。那些贪婪的看守所人员，收下好处后，便从底层拉来一些丑陋、无人问津的女性——往往是乞丐或精神病患者——顶包处死。执行时，她们被蒙上头，伪装成原犯，活剐后尸体匆匆焚烧。真正的美女则被偷偷释放，用丑女的身份和名字继续生活，但代价是沦为性奴：她们被关在地下室或偏僻别墅，供看守所官员或有钱人享用。有些甚至不惜做假身份证，改头换面，彻底融入黑市。上海的一个案例震动了上层：一个叫李艳的健身女学员，本该因多性伴侣被处死，却贿赂了狱警，用一个街头流浪汉的妻子顶包。李艳改名“王丑女”，被卖给一个富商，每天戴着项圈，像狗一样爬行服侍主人。富商大笑：“这小母狗值了，花点钱就买到一辈子的玩具。”

一时间，这种现象如病毒般蔓延。有钱的男人——那些战后幸存的精英——开始养起了自己的“小母狗”。他们在黑市出价，竞拍这些逃脱死刑的美女。北京郊外的一座豪宅里，一个叫张富的房地产大佬养了三名“小母狗”：她们跪在地上，脖子上栓链子，每天轮流服侍他。张富抽着雪茄，抚摸着一个女奴的头：“政策？那是给穷人的。你们这些骚货，活着就是为了伺候我们。”这些女奴的生活如地狱：白天做家务，晚上被多人分享，稍有不从，就被威胁举报回看守所。习明泽得知后大怒，她在中央会议上拍桌：“这不是维护秩序，这是钻空子！底层在嘲笑我们！”她下令公安部彻查，几个涉案狱警被枪毙，但顶包风潮已成气候。

为此，公安部迅速出台新规定，以堵住漏洞。新规一出，全国震动：所有被当场抓捕的“女流氓”，无论美丑，一律在私密处盖上耻辱印章——如“骚逼”、“臭母狗”或“淫奴”，用特殊墨水刺青，永不褪色。印章仪式在抓捕现场进行，警察用工具强行分开她们的双腿，当众盖上。第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广州的网红女主播，她被抓时尖叫着被按倒，下体被盖上“骚逼”二字，鲜血混着墨水流下。规定还鼓励全民参与：大家可以随意举报或抓捕流氓（主要是女性），举报成功有奖金。街头巡逻队增多，短视频平台开设举报专区，一夜之间，女性们出门都战战兢兢，生怕被“现抓”。

更狠的是，新规剥夺了被盖印章者的“性权利”：她们不再受保护，男性可以随便蹂躏她们，不会算入流氓罪范畴。相反，鼓励“多人惩罚”——抓到后，可以召集路人或狱友轮流侵犯，作为“社会教育”。还鼓励曝光：将她们被活捉后多个男人轮上的过程录视频，放上网警示。官方APP上，多了一个“惩罚直播”栏目，点击率爆棚。上海的一个案例成了典型：一个叫陈美的白领女性，被举报后当场盖上“臭母狗”印章。警察召集了五个路人，当街轮奸她，她尖叫着求饶，但视频被上传，标题“臭母狗的惩罚课”。陈美事后被扔在街头，衣衫褴褛，精神崩溃，从此流浪。

这样一来，有钱人开始嫌脏，不再热衷圈养“小母狗”。那些曾经的黑市买家，觉得盖了印章的女人“污染了”，最多花点钱，在死刑执行前“来一发”就算了。看守所成了“临时妓院”：富豪们交费，进入牢房，享用即将处死的女犯。公安默许，这成了创收方式。但很多人更坏，为了在女犯死前“物尽其用”，假装同意顶包。那些绝望的女犯，为了免死，用全力服务：她们跪地口交，摆出各种姿势，任由侵犯，甚至主动求欢。一个叫孙丽的瑜伽教练，被抓后贿赂狱警，狱警假装答应顶包，让她在牢房里全力服侍——她用猫式撅臀，桥式缠腰，鸽子式夹紧，玩得狱警高潮连连。事后，狱警冷笑：“臭母狗，你以为这样就能活？给我去死！”孙丽被拖上执行台，活剐时还在哭喊：“你们骗我……”

当然，如果有些权贵被误抓，那又是另一回事。她们往往无罪释放，甚至反过来举报抓捕者。北京一个高官的女儿，被错抓后，盖印章仪式刚开始，就被上层电话叫停。她安然回家，抓她的警察反被革职。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吧：政策如铁网，权贵在网外嬉戏，底层在网中挣扎。习明泽从故宫窗前凝视夜空，喃喃：“秩序，总有代价。”而阴影中，对策仍在酝酿，新一轮的猫鼠游戏悄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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